面对“管子通论”这个题目，选定一个合适的研究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从整体上看，对于管子的研究，国内历来不乏新论。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国内的研究优于境外的研究，近代以来的研究又要胜于古代的研究。仅就近年来的国内研究著述而言，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管子》的文献学研究，包括注译、流传、校勘之类的研究，诸如池万兴^[6]、张固也的《〈管子〉研究》^[7]，郭丽的《〈管子〉文献学研究》^[8]，李山译注的《管子》^[9]，巩曰国的《〈管子〉版本研究》^[10]等，都是从文献学角度对《管子》的系统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研究视角。二是对《管子》思想的义理性研究，诸如郝云的《〈管子〉与现代管理》^[11]、张友直的《〈管子〉货币思想考释》^[12]、乐爱国的《管子的科技思想》^[13]、任继亮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4]、苏畅的《〈管子〉城市思想研究》^[15]等，这一类研究著述最为丰富，而且呈现出来的学术视角多元化，可谓美不胜收。这应当是管子研究的主体，也是管子研究与社会发展最为接近的地方。三是对管子其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多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成果，诸如战化军的《管仲评传》^[16]、陈书仪的《管子大传》^[17]、胡新生的《管子志》^[18]、陈永汉的《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19]等。此外，对于管子思想及其研究发展的学术史梳理也有所关注，比如耿振东的《〈管子〉研究史（战国至宋代）》^[20]等。显然，这些研究，横向上看，以“管子”为中心，对其人、其书、其思想的研究尤其深入；从研究成果的聚焦点来看，对其书的研究大于对其人的研究，对其人的研究又大于对其家族的研究；就对其思想的研究而言，剥离与凸显的梳理、发掘、阐释性研究又要大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融合性研究。总而言之，国内管子研究的发展主要存在一个进一步深化与当代社会发展融合的问题，境外管子研究的发展则参差不齐，对管子的了解认识还停留在极少数的专家学者那里，第一层面的传播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

鉴于管子研究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今天面对“管子通论”这样一个题目，就必须认真考虑所应当持有的研究视角问题。审视“管子通论”这个题目，“管子”的内涵已如前所述；“通论”则是“贯通诸说之言论”之意。我们认为，“通论”的重点在于“通”，也就是对整体的研究状况的梳理。由此也就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选项：一个是对“管子”给予“通论”性质的研究，也就是对管子的相关问题给予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梳理。管子卓越的历史贡献，成就了其人、其书、其思想的崇高历史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就“管子”而论“管子”，将“管子其人、其书、其思想涉及的所有问题”给予系统性的阐释，谓之“通论”，显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管子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大题目，很有价值，但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而学科交叉又会不断形成新的研究成果。因此，这必然是一条无止境的跋涉之路，其结果虽然容易形成集成性质的浩帙巨著，但重复前人研究之嫌势必在所难免，给人留下的新鲜感或许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尤其在文献学的研究和思想理论的义理研究方面。另一个是对“管子研究的情况”给予“通论”性质的研究。管子其人、其书、其思想涉及的问题纷繁复杂，历来争议颇多。孔子以来，对于管子其人、其书、其思想的研究世代渐昌，但对以往的研究情况给予系统梳理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以系统梳理管子研究情况为基本目的，从而为管子研究者们提供有关管子研究更为系统的学术信息，会更有利于帮助大家发现管子研究的学术罅隙，促进管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但有益于促进管子某一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一视角虽然外延看似相对狭小，但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对促进管子某一方面的研究有着更为明确的实用工具性。有鉴于此，我们这里所谓的“管子通论”，选择的便是对“管子研究的情况”的“通论”性研究，即对历代管子研究信息的梳理，以求为管子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些信息线索方面的帮助。(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