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通论”理所当然要从“管子”说起。管子，即管仲，名夷吾，字仲，亦称敬仲。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霸春秋，对齐国的崛起与持续昌盛、强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影响。后人对他的治国理论和实践给予了持续不断的总结和阐释，汉代形成了《管子》一书的定本，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管子因其事功而有其书，因其书而蜚声海内外，由此而成为齐文化发展过程中崛起的人文巨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杰出的代表性。

我们首先要确定的立场是，管子是东夷文明沃土上崛起的人文丰碑。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宏观上看，以黄河、济水、淮河、长江为基本地理坐标，曾经孕育了三个大的势力集团，这就是西部的炎黄集团、东部的东夷集团和南部的苗蛮集团。这三个势力集团当中，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开化相对较早，苗蛮集团到了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三者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碰撞交流，逐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夏、商、周三代王朝，真正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整体。夏、商、周三代，夏代、周代都是以炎黄文化为主体而形成的，只有商代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体形成的，而周代又在商代之后，因而，周灭殷商，实际上是炎黄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再次碰撞。周代建立以后，大量分封诸侯，齐、鲁两国得以封邦建国，齐鲁文化的逐步形成，便从这时候正式开始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一方面，齐、鲁文化都是在东夷文化的文化范畴和地理辐射圈中形成的，因而都应当是东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广泛的同源性；另一方面，周代建立以后，对于夏、商文化的充分吸纳，实际上也是炎黄文明与东夷文明的再融合，因此，周代齐、鲁文化的发展，不仅进一步凸显出了东夷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东方之源地位，而且由此把齐、鲁文化塑造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基本源头。

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夷文明的最早源头是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3]沂源猿人发现于山东省中部地区淄博市的沂源县。现今的山东省处于东夷文明的中心区域当中，而齐文化的核心区域又以山东省淄博市的临淄区为中心，分布于山东半岛的中端区域。这一区域大致涵盖了渤海湾南岸、山东丘陵北麓、东海以西、黄河以东的广阔区域。周灭殷商之后，按照《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原则，在泰山南北分封了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诸侯国，泰山以南是鲁国，泰山以北是齐国。鲁国是姬姓之国，其得以分封遵从了“内姓选于亲”的原则，第一任君主鲁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父。周公旦得以封鲁靠的是其家族特有的血缘资本和政治资历。齐国是姜姓之国，其得以分封，遵从的是“外姓选于旧”的原则，第一任君主齐太公曾被周文王封为“太师”，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是倾商兴周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和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太公得以封齐靠的是显赫的功勋。由此可见，齐国是靠卓越的事功起家的，这个卓越事功要从自身的奋斗开始；鲁国是靠政治资历起家的，这个政治资历要由高尚的品德保障。

齐、鲁封邦建国以后，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性、治国理念、文化传承等众多因素的不同，两国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史记·鲁周公世家》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按照这一文献记载的说法，伯禽在鲁国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用了三年的时间使辖内得以安定，之后才到中央政府去述职报告。姜太公在齐国采取的是“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的治国方针，结果五个月之后辖内便得以安定，很快就到中央政府述职报告了。鲁国建立政权之所以慢，是因为鲁国应用外来周文化改造土著文化的成分比较多，过分强调与中央方针政策的高度一致性，呆板执行中央政策的印痕比较明显；齐国建立政权之所以快，是因为齐国应用外来周文化适应土著文化的成分比较多，强调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执行中央政策因地制宜的印痕比较明显。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公权衡了鲁公伯禽和齐太公姜子牙的治国方略之不同后，随即发出了“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的慨叹，由此而断定“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对于重变革、尚功利、求真务实的姜太公之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面对机械执行中央政策的鲁国“变其俗，革其礼”之策，则清晰地预见了其未来发展动力的潜在不足。(www.daowen.com)

管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以齐鲁大地为中心的东夷文化沃土上，在波澜壮阔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发展大潮中崛起的东方文化巨峰。他的思想理论与行为实践，对齐太公时期因俗简礼的思想理论与行为实践有着明显的继承性。

管子虽然不是齐文化的奠基者，却是齐文化当之无愧的传承和发展者。管子对齐文化的历史贡献，历代皆有述及。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刘向在《管子叙录》中对管子的经世治国之道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清代学者张佩纶这样说：“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4]总而言之，本于孔子和司马迁之论，汉唐以至于明清，对管子经世致用思想的认识日趋深入。学贯中西的梁启超把东方的管子与西方的政治思想加以比照以后，得出了振聋发聩的结论，他在著名的《管子传》中这样写道：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梁启超从管子那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优长与不足，他的论说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发出了强劲的呐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管子与西方社会的先进文化观念做出比较研究的著作。不可否认，管子显赫的事功与先进的思想理论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引发人们高度关注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