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学记》注释者，绝大多数为经学家。因此，在评介这些注家的思想脉络和治经方法之前，得说一下我国经学发展过程及其影响。

所谓经学，就是运用训诂或义理方法，注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来龙去脉之学。孔子自是这门学问由来的总根源。子思说：“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身通六艺者，惟高弟为能。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但也未可漏掉曾子。后人把孔门的“博学于文”属之子夏^[2]，“约之以礼”属之曾参。清黄以周以为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大戴记》有《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小戴礼》有《曾子问》。朱熹还把《大学》定为曾子之书。承继曾参衣钵的两员大将——子思、孟子被称为“宋学之祖”。这于我们研究《学记》亦有其历史线索可寻。

说实在的，研“经”之形成为“学”，并不始于孔子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所谓门人^[3]，包括曾子、子思、孟子在内，而是在西汉时期。

儒经中罹秦火，汉初到惠帝四年始除挟书之禁，文景继开献书之路，武帝时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尤其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议。帝王尊经，引发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近人衡阳马宗霍于其所著《中国经学史》中谈两汉经学流派：“自六经燔于秦而复出于汉，以其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虽有劝学举遗之诏，犹兴书缺简脱之嗟。既远离于全经，自弥滋于异说。是故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从其受授言，则有师法家法之分；从其流布言，则有官学私学之别。”^[4]所谓“古今”，乃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5]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由学者加以训释的。今文经，则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写成定本的儒家经典。所谓“齐鲁”，乃指齐学与鲁学。鲁为孔子讲学之地，其流风余韵自深；齐有稷下学宫，荀子且三为祭酒。鲁传礼学，以高堂生为代表；齐传礼学，以孟卿为首选。汉代传经者不出于齐，即出于鲁。所谓师法家法，乃指五经博士及其所传弟子以“师法”说经，其各自成家，如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为师法，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则为家法。至于官学私学，则指立于学官者与不立于学官者，前者如大小戴记设博士，置弟子，后者则自相传授。汉初，古文经不入官学，所立博士，都是今文家。但亦非无争论。东汉时，古文经转而盛行，研究文学训诂的“小学”占了上风，今文经不为学者所赏识，学风为之一变。总之是错综复杂。复杂也有复杂的好处，没有差异和矛盾就谈不上发展，也自不会有彼此间的互补。今古文本出一源，彼此间相对而立，无古不成今，后人治经就多古今文并行不悖。郑玄入太学学今文《易》与公羊学，后又从张恭祖、马融学古文经。其治学方法，则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三国魏经学家王肃指摘郑玄，但其主张今古文合，与郑玄却并无二致。今古经文的关系如此，则如何对待西汉之世的鲁学齐学、师法家法，亦可知其大半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受玄学、佛学影响，人尚清谈，执塵敷座，相习成风。此时虽有郑学、王学各承郑玄、王肃余绪，南学、北学亦各有代表人物如崔灵恩、皇侃、徐遵明、熊安生等人的义疏之类，还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后来人治经和理学开辟些蹊径，但从总体说影响并不大。

唐兴，太宗曾诏颜师古考究五经，继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写《五经正义》，伴以石经。从此经义重定于一尊，作为科举取士依据，士民奉为圭臬。天底下有永恒不变的“正义”吗？这无异给经学发展画了个句号！

宋初经学，大都依唐人之旧，章句名物训诂尚详。经生帖括，仍遵汉唐注疏，音义则本陆氏《释文》，邢昺（北宋经学家）之学亦越不出《五经正义》范围，清人（例如钱大昕等）对此即有评估。但是从两宋经学主流来说，却不是如此。首先，自汉以来受压抑而始终翻不了身的孟子，到宋代受到尊崇，《孟子》一书升了级，与《孝经》等并列入《九经》，思孟之学亦于此时抬了头。它标志着学风的转变。而更重要的是，历周敦颐、张载、二程，至朱熹集大成的以义理为主线的宋学，渐取以训诂为主线的汉学而代之。此“宋学”亦称为理学^[6]，或称为道学。他们上承思孟（近人所谓“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始著”^[7]），旁及释老（程、张出入释老，朱熹于释老亦有所取）。他们疑古（如欧阳修以为《系辞》《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孔子之作，朱熹疑《古文尚书》为伪书，有人还并《今文尚书》而疑之），竞以己意说经。陆九渊甚至于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治经态度与方法，可以作两方面剖析：一是偏离经典本来面目，失之武断，如皮锡瑞所说的“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8]，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二是敞开思想，不受拘束，给扩大学术视野，开拓哲学阵地带来好处。

清代经学，起元、明之衰，复汉唐之盛。其初仍重宋学，尤其程朱，但不久即转向汉学，推重许慎、郑玄。这与明清之际学者，怵惕于空谈心性无裨于世务，务实以挽颓俗不无关系。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即有有心者出，恢复以古文经的训诂方法治经，形成清代的汉学。所谓“朴学”，主要有东吴、皖南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皖派以戴震为代表，从校订经籍、解释经义，到考订史传与诸子学说，以至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这个历史上被称为乾嘉学派，其贡献已远远超过经学研究范围。至于嘉庆、道光年间，以龚自珍等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起，龚自珍提倡“更法”“改图”，继后康有为又以今文经为其提倡“变法”的理论根据，这表明今古文经学各有千秋，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互通有无，未可顾此失彼。

明乎经学发展的总趋势，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历代《学记》注释的深厚底蕴。

这还得从包括《学记》在内的经籍注释目的和效益说起。

注释经籍，首先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先秦人著作中的古字古音古义，传到后代，人们已看不懂或不完全懂。最早解释经籍词义的，是《尔雅》。郑玄《五经异议》：“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9]，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其后便有《方言》《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工具书或类似工具书出现，给研究儒家经典提供了方便。注释经籍也出于政治上的要求，如《旧唐书·孔颖达传》所说“五经义训”乃“受诏撰定”，后来还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唐太宗的奖赏。

注释《学记》，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初，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学记》的丰富资料，也提供了我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归结起来有下列几点：

第一，《学记》注释者大量印证了孔、孟的教育学说，印证了《中庸》和《大学》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使我们可以从中探究《学记》问世的历史根源，鉴定《学记》的思想属性。

第二，注释者征引了儒家经典如《书》《诗》《易》《周礼》《礼记》中有关我国古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我国古代教育和早期儒家教育思想的研究素材。

第三，从历代各家注释，我们不仅看到《学记》在我国教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看到儒家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第四，注释者还从辨伪、校勘、训诂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学记》的某些概念、命题的含义，更正字误、句误的材料。

《学记》的注释者绝大多数是历代经学家。《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正如《左传》起初只是《春秋》经之传一样，《礼记》起初也只是“《礼》之记”。汉代定“七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加《论语》《孝经》，还没有《礼记》的份儿。^[10]到唐代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才正式把《礼记》纳入“九经”中。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礼记》实际上已被作为儒家经典看待，因此也就不能不受经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的制约，包括《学记》的系列注释在内。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释《学记》的经学家郑玄，他的治学方法，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反映在《学记》注释中，如第二编第一章本文注：“‘宪’，法也，言发计虑，为拟度于法式也。‘求’，谓招来也。‘謏’之言小也。‘动众’，谓师役之事。‘就’，谓躬下之。‘体’，犹亲也。所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同一编第五章本文注：“（比年入学者）学者每岁来入也。‘中’，犹间也。‘离经’，断句绝也。‘怀’，来也，安也。‘蛾’，蚍蜉也。……”都意味着今古文并存。依《后汉书·儒林传》载，郑玄兼治数经，几乎遍注群经，其弟子著籍者，辄以千计，多者万余，其说经之书，动辄十万百万言，故其学术影响至大。这亦如《后汉书·郑玄传》所说：“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南北朝到隋唐的学者如皇侃、熊安生、陆德明注《学记》，虽风格有不同，要皆恪守古义，以郑玄为宗。唐孔颖达为郑注作注，所谓孔疏，自不离开汉学传统。宋代理学家虽不追随汉学，但对于《学记》的许多郑注并不一味抹杀。这也由于钻研经义缺少不了文字训诂，它至今仍有使用价值。郭沫若就说：“汉学主张先从文字学（训诂学）入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将读古书的第一道难关打开，然后再去研究内容。”^[11]

两宋的《学记》注释者，既有理学家，也有教育家，主要有刘敞、陆佃、马晞孟、方悫、戴溪、吕祖谦、张载、朱熹等人。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不本之汉学，但注解《学记》亦言之成理，义有创见。如“教之所由兴”章的方悫注：“幼子常视毋诳，则可谓之豫矣”，“十年学书计，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则可谓之时矣”，“孔子言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立，未可与权，则可谓之孙矣”，“荀子所谓‘见善脩然，必以自存，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则可谓之摩矣”。“教之所以废”章的戴溪注：“发然后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尔。时过然后学，非不学也，特学之不得其道尔，杂施而不孙，则固尝施之矣，施之不得其统，犹不施也。独学则固尝自学矣，而无其友，犹不学也。”“可谓继志矣”章的吕祖谦注：“大抵圣贤之教，引而不发，非是阻节学者。若开户倒囊，尽其底蕴以告之，学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弊多是口耳之学。惟是引而不发，示其端而不尽，使人万绎千思，及功深力到，义理自涣冰释，怡然理顺。”“今之教者”章的张载注：“人未安之，又进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节目。不尽其材，不顾其安，不由其诚，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圣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余地，无全牛矣。”“此之谓务本”章的朱熹注：“（郑）注说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专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谓‘精于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约，谓如天地四时不言而信者也。先河后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海，故后之。疏有二说，此说是也。”如此等等。历代经学家解经，理学家也解经。他们聚徒讲学，又往往是经师和教育家，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揭示教育理论和方法，彼此间便有共同语言，这在《学记》注释中也可以看到。

有清一代的《学记》注释者，受政治环境影响，除了一部分学者仍援宋学以自重（例如桐城派）和汉、宋兼治（例如万斯大）外，不少人都倾注全力于名物训诂。阎若璩、臧琳、江永、惠栋、段玉裁、阮元、俞樾等人都具有代表性。由顾炎武开其端，戴震集其成，其运用训诂之学来注释《学记》的就有惠栋、卢文弨、段玉裁、孙希旦、王念孙、焦循、王引之、俞樾等人。例如“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俞樾且一反郑玄注^[12]，认为“依”当作“㥋”，《尚书》的“声依永”之“依”即“㥋”字，疑古字作“依”，并以声之从容曲折，矫正《说文·心部》“㥋，痛声也”之误，“不学博依”乃对“不知孰为双声，孰为叠韵”而言。又如“呻其占毕”句的王引之注：“占读为笘，《说文》曰：‘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又曰：‘籥，书童竹笘也。’《广雅》：‘笘，䉉也。’春秋齐陈书字子占，‘佔’‘占’并与‘笘’同，‘佔’亦简之类，故以‘佔毕’连文。”并说：“郑（玄）谓‘吟诵其所视简之文’，殆失之迂矣。”可见，清代的朴学既与汉学一脉相承，又是批判地继承。

综观《学记》注释者，他们中不少是历史上有名的学者，在哲学、文学、文字学、史学、教育学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素养，也作出了贡献。但其注《学记》，又不免受各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指导：有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也有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绝大多数是承继儒家道统，却也有运用墨家或释道观点的，各执一说，参差复杂。“大德”和“大道”的命题，就反映着释道和反释道的思想分歧。如北宋陈祥道认为：“大德无事于事，故不官，大道妙于无体，故不器……由德以至道，则入神而无为，由信以至时，则致用而无不为。”王夫之则认为：“此篇所言，皆亲师讲艺之事，而终之以务本……盖与《大学》‘至善’‘知本’之旨相符合，而后世窃佛老之说，以文其虚枵狂诞之恶者，亦鉴于此，而可知其妄矣！”^[13](www.daowen.com)

但更主要的是注释者的政治态度。他们中有当了经师的，有经过科举磨炼，取得了功名，在封建王朝或地方当了官吏，致仕后而回到书房的。主持官学和私学的则更多从事著述等学术活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教学或研究儒家经典又往往被打下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烙印。当然也有借《学记》来表达自己崭新的思想政治倾向的。例如道光、咸丰以后，有些走今文经学道路的学者，强调经世致用，面向现实。反映在《学记》注中，如宋育仁借“发虑宪”，说“此发端乃推原初进化，正如今之代议制”^[14]；成本璞借“藏脩息游”，附会近代西方学校的作息制度^[15]；刘光蕡借“夏楚收威”，对传统的体罚措施提出抗议^[16]；姚明辉更结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古典教育学来探讨《学记》^[17]。这又反映了清末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注释】

[1]《后汉书·徐防传》。

[2]《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

[3]宋人言受业于孔子者为弟子，受业于孔子之弟子者为门人。

[4]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第六篇，《两汉之经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5]古曰文犹今曰字，即古体文与今体文。皮锡瑞《经学历史》言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古文者今所谓籀书。隶书在汉世通行，故谓之今文。

[6]北宋初年的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创始人乃周、张、程、朱，还加上邵雍。

[7]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第114页。

[8]皮锡瑞撰：《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9]《尔雅》相传为周公或孔子门人所作，均不可信。后人考证当为春秋到汉初的儒家为解说经传而作。

[10]北宋刘敞撰《七经小传》，别立《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为七经，那是另一码事。

[11]详见郭沫若著：《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09—210页。

[12]郑注：“博依，广譬喻也。”

[13]见卫湜《礼记集说》卷九十，陈祥道注“大德不官”，王夫之《礼记章句》同章注。

[14]宋育仁撰：《学记补注》。

[15]成本璞撰：《九经今义》，“君子之于学也”章注。

[16]刘光蕡撰：《学记臆解》。

[17]姚明辉撰：《学记集义训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