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校文】

或源也 《校勘记》：“各本同，石经同。《释文》出‘或原’云：‘本又作源。’”

【注音】

不约 《礼记徐氏音》：“约于妙反。”《礼记义疏》：“约于略反。”《礼记纂言》：“约如字，又音要。”按：约读如字（yuē）。

或委 《经典释文》：“委于伪反。”《礼记纂言》及陈澔《礼记集说》：“委去声。”按：委音wěi。

【释义】

大德不官 是指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不一定要担任哪一种官职，却更能使民心归向，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大学》“德者本也”，《中庸》“大德敦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学》开宗明义讲“明德”，并提供了一条逻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中庸》也讲：“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可见“德”是居“官”的最大政治修养。

大道不器 大道，在此指高深的学问；器指技艺。具有高深学问修养的人，他通晓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根本道理，不限定于掌握一技一艺。后者只能“各适其用”，如《论语》所谓“君子不器”^[1]。技艺毕竟是“小道”。

大信不约 大信，就是绝对守信。绝对守信的人，没有必要借重于盟誓来保证他的诺言。这也只有最高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到。《易·系辞》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也说“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先秦儒家把这种“大信”的典范，归之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人物，《穀梁传》有“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2]之说。

大时不齐 大时，指世变，历史的转折；不齐，指顺应这个世变。陈祥道注“大时无固，而唯变是适，故不齐”，意思近是。戴溪、黄震解释“大时”为“尧舜揖让，汤武征伐之时”，也有一得之见。《易·革》就强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郑玄、孔颖达、陈澔等认为“大时”指四时寒暑，“不齐”指万物的生死荣枯。那就是讲天道。此说未协。“大时不齐”与“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都是讲人事。李式穀就说：“以上四者，皆指圣人言，不应三者指圣人，而独留‘大时’以指天。”

先河而后海 朱熹注：“先河而后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后之。”南宋沈清臣注：“先河而后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远，故后祭之。”从前说。

或源也或委也 源，水所自出。委，水所汇聚。北宋黄震：“河虽小，源也，水所出也。”郑玄：“委，流所聚也。”郝敬：“委，下也，聚也。”孔颖达：“源则河也，委则海也。”

【译意】

权威者说：“最有道德修养的人，不限定于担任某一种官职；最有高深学问的人，不在于要掌握一门技艺；最守信用的人，无须借重于盟约的诺言；最识时务的人，必善于顺应历史的潮流。”懂得了这四条道理，就能够从根本处看问题了。夏、商、周三个帝王祭祀百川，总是先祭河，后祭海，因为河是水的本源，海是水的归聚。这就叫抓住了根本。(www.daowen.com)

【评说】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表现为“至道”。“志于本”便是“志于道”，这就把教育提到“务本”上来。“圣人”是“至道”的体现者，教育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培养“圣人”模式的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有两种对“圣人”的看法。一种是把“圣人”看成高不可攀。“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3]这种思想见于春秋。另一种认为“圣人”不是可望不可即。“人皆可以为尧舜”^[4]，“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5]。这种思想见于战国。尤其当动乱的战国后期，它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以崭新的姿态，揭示从士做起，中经“君子”，最后到“圣人”。荀子概括了战国后期儒家的教育目的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6]“士”“君子”“圣人”各有其特定的品格：“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7]《学记》提出教育人的全过程，实际上也分三个层次：“士先志”和“官其始也”是求之于“士”；“学为君”和“官先事”是求之于“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则求之于“圣人”。“士”是低标准，“圣人”是高标准。这就有个“本末”问题：士对于百工来说，士是本；“君子”对于士来说，“君子”是本；“圣人”对于“君子”来说，“圣人”是本；“大德”“大道”“大信”“大时”对于小德、小道、小信、小时来说，前者是本；大学（修、齐、治、平）对于小学（洒扫、应对、进退）来说，大学是本。最后，学对于道来说，道是本。《论语·子张》引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大学》也将其概括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也说明了“圣人”与“道”的一致性。但是“圣人”也不是从天而降，作为圆颅方趾的人，他的学问与道德修养，同样经历长期磨炼和考验。“道”也赖人以立，依靠人而传。这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君子学以致其道”^[8]，“人不学，不知道”。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教育又成为“本”，“道”为“末”，有了教育才能使“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孔子说“本立而道生”^[9]，《学记》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道”本身也只是上层建筑，它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形态的发展。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掌握了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模式问题基本解决了之后，教育便成了当时“建国君民”的重要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历代许多《学记》注家都倾向“教育为本”的解释，如说“以学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10]，“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学为本”^[11]，和“先学然后至圣，是学为圣本也”^[12]。

【注释】

[1]《论语·为政》。

[2]《穀梁传》隐公八年。

[3]《论语·述而》。

[4]《孟子·告子下》。

[5]《荀子·儒效》。

[6]《荀子·劝学》。

[7]《荀子·修身》。

[8]《论语·子张》子夏语。《白虎通·辟雍篇》：“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是以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

[9]《论语·学而》。

[10]郑玄注。

[11]庾蔚之注。

[12]孔颖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