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

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校文】

不学博依 《校勘记》：“闽本同。《释文》亦作‘愽’。监、毛本‘愽’作‘博’是也，石经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注疏放^[1]此，下‘博喻’同。”

【注音】

操缦 《经典释文》：“操七刀反。”《集韵》：“操仓刀反。”按：古时“七”“仓”声母不分，今从《集韵》，音cāo。

《经典释文》：“缦末旦反（màn）。”

博依 《经典释文》：“依于岂反。”《礼记纂言》：“‘依’，旧读上声，今读如字。”按：依读如字，音yī。

不兴 《经典释文》：“兴虚应反。”陈澔《礼记集说》：“兴去声。”按：两说同，音xìng。

乐学 陈澔《礼记集说》：“乐去声。”卢文弨《礼记音义考证》：“乐五孝反。”按：乐古音yào，今应音lè。

【释义】

操缦 操，旧注为“调弄”，即调音练习。缦，弦乐配合打击乐演奏，如今之交响乐。《周礼》载磬师掌“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钟师“掌鼙鼓缦乐”。郑注缦乐“谓杂声之和乐者也”。明黄生说“操缦即今之和弦”。

安 落实（其教学任务），或体现（其教学目的）、保证（其教学功能）。

弦 指弦乐琴瑟之属。学习琴瑟是一种乐教，也是儒家礼治教育的组成部分。孔门中就有人善鼓琴瑟，如曾点“鼓瑟希，铿尔”；子路“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2]

博依 郑注“广譬喻”，当是据《阳货》“《诗》可以兴”的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但《诗》有风、雅、颂、比、兴、赋，正如清俞樾所说的：“《诗》有六义，岂譬喻所能尽乎？”是郑注不妥切。按古时诵《诗》常伴以乐和舞。《国语·周语》：“《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同样，教师教《诗》也没有离开乐和舞。清皮锡瑞说：“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3]学《诗》既然要“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必然先要学习声律节奏，宋育仁所谓“习歌审音”。则“博依”即如《尚书》的“声依永”^[4]，要求诵《诗》者能“依五声之清浊，而高下其音节”^[5]。

杂服 郑注以“服”为服饰，“杂服”便是“冕服皮弁之属”。孔颖达、朱熹等引申其说，以古人服有等降，来说明其杂。但诚如俞樾所说：“冕服皮弁之属在今人视为绝学，诚费讲求，在古人则习见习闻也，有何可学？”则“杂服”似可依张载的解释，为“洒扫应对投壶沃盥细碎之事”。《尔雅·释诂》：“服，事也”，“杂服”就是杂事，也就是家庭杂役。这是父权时代家长奴役制的孑遗。《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服虔注：“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仪礼·既夕礼》：“朔月童子执帚却之，左手奉之”，郑注：“童子隶子弟若内竖寺人之属。”《礼记·少仪》：“拼席不以鬣，执箕膺揭”，皆指此。清刘青莲《学礼阙疑》：“古人为学，十分之中，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一分在诵说。”可以见其重视。用现在的眼光看，也可以作为家庭中体力劳动来理解。

不兴 郑玄：“兴之言喜也，歆也。”^[6]意为喜欢，感兴趣。陈澔：“兴者，意之兴起而不能自已者。”在此亦可作重视、强调解释。

其艺 指操缦、博依、杂服。孔颖达：“‘艺’谓操缦、博依六艺之等。”陈澔：“艺，即三者之学是也。”

【译意】

不练习好缦乐，就落实不了学乐的任务；不学习好声律，就落实不了学《诗》的任务；不服习好洒扫沃盥等劳役，就落实不了学礼的任务。就是说，思想上不重视实际训练，就落实不了乐、《诗》、礼的教学任务。

【评说】

本章是上承前面的“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一般说，乐、《诗》、礼，是对“正业”而言；操缦、博依、杂服，是对“居学”而言。但又不尽如此。乐、《诗》、礼在课内教，也应当在课外学；同样，操缦、博依、杂服在课外学，也应当在课内教。即彼此互换位置，使之交相起作用。

“上承”，表明本章同前一章内容有逻辑联系，但本章的思想核心，却是揭示在教学过程中，知识同行为的关系、理论同实践的关系。重要的是实践，是具体行为表现。《学记》才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而归结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兴”，不是讲兴趣主义，感兴趣的就学，不感兴趣的就不学。学习是艰苦的劳动过程，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教师在这里要发挥主导作用。

乐主要属于美育范畴，但也涵盖德育、智育、体育，《荀子·乐论》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以至“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诗》，主要属于智育范畴，也涵盖德育、美育，《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礼，主要属于德育范畴，也涵盖智育、美育乃至体育。《礼记·礼运》说“礼之始，始诸饮食”，《说文》礼“从示从丰”，《史记·礼书》“礼者养也”，其根源于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至为明显。《礼记·乐记》还说“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和“著诚去伪”。儒家总是把礼、乐联系起来，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7]。

但无论乐也好，《诗》也好，礼也好，都要体现于实际行动，所谓身体力行。否则不足以教育、考验自己，也不足以教育、感召他人。《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位老先生如果只对宫、商、角、徵、羽理论研究得深透，背得烂熟，却不会唱歌调琴，那他在谢绝孺悲求见之后，如何对这位求知心切者给予深刻的教育呢？

《学记》这一章，使我们意识到认识过程，即“知”与“行”合一，理论与实践合一，或如今天说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指导教学和学习的重要性，虽然古老的“知”“行”合一观还不是也不可能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再则，教学过程，或者说学习过程也只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历史上许多教育家，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如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8]王充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9]此“效验”同实践虽不是一回事，却是实践的邻居。

比较突出的是清代的颜元，他把《大学》的“格物致知”说作了异乎宋明理学家的解释：

格物之“格”，王（阳明）门训“正”，朱（熹）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如欲知礼，凭人悬空思悟，口读耳听，不如跪拜起居，周旋进退，捧玉帛，陈笾豆，所谓致知乎礼者，斯确在乎是矣。如欲知乐，凭人悬空思悟，口读耳听，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击，把吹竹，口颂《诗》，所谓致知乎礼者，斯确在乎是矣。推之万物皆然。^[10]

颜元这段话与《学记》本章说得近似，即重视知行合一。行重于知，不行等于不知。如他所说的“书房习数，入市便差。则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固也”^[11]。

我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教育家，对于“格物致知”的“物”，不是解释为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尽管像颜元那样重行，强调“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12]，却仍离不开“六艺”的礼乐之教，如说“‘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即孔门‘六艺’之学是也”^[13]。我国历代不是没有科学家，不是没有从事自然科学实验的人和事迹，但自然科学都未曾阔步进入学校，特别是官学。它不像古希腊（雅典）、古罗马乃至一些阿拉伯国家那样，以课程或科学实验的姿态，进入高等学府的讲坛和实验室。

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社会经济原因。

历史告诉我们，雅典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和同东方各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积累起来的。我们从希波战争后看到，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雅典原来的小农经济受排挤，手工业作坊取代了个体手工业，土地经营也纳入商品经济范畴。工商业奴隶主不仅拥有国内市场，还经营海外贸易。由于生产和航海的需要，天文、数理、机械学便引进高等学府。生活在雅典的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对物理、化学、动植物、生理、医学、天文学都有不同程度的造诣。他们建立的吕克昂学园，就主张从工艺中探索自然的奥秘。

同雅典不一样，我国周朝的奴隶制，可以说是单一的农业奴隶主统治。奴隶主役使农业奴隶，作为“百工”的手工业奴隶，其人身从属于农业奴隶主，所谓“处工就官府”^[14]，“工商食官”^[15]，“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16]。以农业为基础，反映在《诗经》的《豳风》《雅》《颂》和《周礼·春官》中；《周书》则几乎每一篇都讲农事。周族把农神后稷奉为自己的祖先，相传文王还亲自下田耕种。^[17]老式的农业生产规定了政治和思想的保守性。同雅典不一样，周朝“公田”生产的粮食剩余，没有转化为商品投入市场，而多用来酿酒、宴乐，在祭祀和贵族豪华生活中消费掉，要么就作为官吏俸禄分赃掉。手工业既归官府经营，“美金”青铜被用来铸造祭器、酒器、兵器和贵族阶层的生活用品。^[18]即便是“恶金”铁，到春秋以后才铸为农具。^[19]在此以前，奴隶基本上还用石器、骨器和蚌器制成原始性的农具耕田，“百工”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是供贵族们享用（春秋初期，商品的范围还只限于奢侈品），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恩格斯在论述农村公社解体的外来和内在因素时说道：“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20]恩格斯还指出：“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周旋余地。”^[21]恩格斯这两段话可用来说明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缓慢的基本原由。

战国以后，历史进入封建制，情况会不会好些呢？

从春秋末年开始，市场的繁荣，交换的频繁，已经把人们的经济生活彼此联结在一起。《礼记·月令》描述仲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荀子·王制》也提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商业资本的活跃，加上科学技术的成就，如果能把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纳入发展工商业的轨道，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也必然会把科学技术成就引进学校。可是，一方面，由于经营工商业的在政治上被视为“末作”^[22]“末利”^[23]，国与国间、地区与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被课以重税^[24]；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商人从经商获得的暴利，文武官员的俸禄和来自君王赏赐的金银货币，不是用于工商业投资，而是像水银一样，倾泻到田产上。战国时，赵将赵括母说过：“今括一旦为将……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25]再则是放债取息，进行高利贷活动^[26]，像孟尝君放的债高到“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27]。所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批富商巨贾，他们的经济归宿，只能成为地主和高利贷者，而不像西欧封建领主那样，会转化为资本家（西欧封建国家的土地不准自由买卖，市民由工商业赢利而积累的财富，只能用于继续发展工商业。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封建领主也具有吸引力）。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使得我国早期科学技术原本执世界牛耳，到后来却落在资本主义西方后面，学校所以长期维持《诗》《书》礼乐之教，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www.daowen.com)

其次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

古希腊（雅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在城邦工商业的高度发展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就代表着工商业奴隶主的思想。德谟克利特还是个科学家。他们的思想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得力于掌权的工商业奴隶主的支持。与此相反，在我国，早期儒家作为氏族的农业贵族奴隶主的思想代表，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呆滞的。他们曾把科学技术看成“异端”“小道”，人为地制造“义”与“利”^[28]的对立。这种思想长期支配着意识形态领域。顾炎武说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29]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的“科盲”，可以说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除了儒家，墨、道、法各家思想也有这样那样的影响。墨家师徒来自手工业劳动阶层，对我国早期科技（几何学、光学、机械学）作出了贡献。但正因为他们是小生产者，没有打开经济的眼界，思想上终于与孔子“俱道尧舜”^[30]。墨学中之所以保留着《诗》《书》气味，其根源即在于此。道家讲小国寡民，还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31]。“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和“抱瓮而出灌”^[32]，也反映了他们思想保守。法家政治上反儒，经济上则把工商业者看作“游食之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规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只靠个体劳动者“几乎一成不变的经验”。自然科学既不并入生产过程，一般也不会并入教学过程。基于上述原因，早期中国只好让《诗》《书》礼乐继续占据学校的讲台，没有别开生面的内容，可成为工农业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激素。

【注释】

[1]放，同“仿”。

[2]《论语·先进》。

[3]《经学通论·诗经》。

[4]《尚书·舜典》。

[5]见吴澄本注。

[6]《正义》引《尔雅》云：“歆：喜，兴也。”按《释诂》：“廞、熙，兴也。”古“喜”“熙”字通，“廞”亦兴之谓。

[7]《礼记·乐记》。

[8]《荀子·儒效》。

[9]《论衡·语增》。

[10]《习斋记余》卷六，《阅张氏〈王学质疑〉评》。

[11]《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世情》。

[12]《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理欲》。

[13]《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刚峰》。

[14]《国语·齐语》。

[15]《国语·晋语》。

[16]《国语·周语》。

[17]《周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18]现在出土的殷代青铜器，十之七八是酒器。又《国语·齐语》：“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

[19]《国语·齐语》：“恶金以铸锄夷斤钃，试诸壤土。”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22]《韩非子·亡征》：“……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

[23]《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而为收孥”，《索隐》：“末利谓工商也”。

[24]《管子》《孟子》等都提出免“关市之征”、轻“市廛之税”。

[25]《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6]《孟子·滕文公上》说“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即指此。

[27]《史记·孟尝君列传》。

[28]《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9]《日知录》卷三十，《天文》。

[30]《韩非子·显学》。

[31]《老子》第五十七章。

[32]《庄子·天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