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学记》是思孟学派的作品，也是有所据而云然。首先是子思一派。这得从曾子说起。

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学从子思，事载《孟子外书》。虽然《外书》是“后世依放而托”（赵岐语），但从曾子到孟子，他们的思想确是一脉相承。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自不待言，即如曾参，见于朱熹《孟子集注》的《序说》，即引韩愈言“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程子注：“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保存于《大戴礼记》^[1]中的“曾子十篇”，尤其《曾子立事》篇，我们依稀地看到它对《学记》的思想影响。如说：

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清王聘珍注：“《学记》曰：‘时教必有正业。’孔疏云：‘正业，谓先王正典。’序，次也。必以其序，谓不躐等也。间，隙也。观色者，不干逆色也。复之，再问也。说，解也。争，辨也。”^[2]近人罗焌补注：“孔云，说如‘相悦以解’之说。”^[3]王、罗二氏还未尽其说。《学记》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实亦《曾子立事》篇所说的引申。

又如：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王聘珍注：“疑，谓是非不决。问，论难也。未问不言者，不以身质言语也。两问，谓两事当问也。《史记索隐》云：‘行者，先也。’《学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问必以其序也。”罗焌补注：“孔云，人以两端来问，则择其易行者告之。”此亦“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之意。

此外如《曾子立事》篇的“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同《学记》的“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同《学记》的“博习亲师”；“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同《学记》的“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同《学记》的“论学取友”；“导之以道而勿强也”，同《学记》的“道（导）而弗牵”等等，都互为表里。所以罗焌说：“然自尼山既颓，儒分为八，思、孟、乐正三氏，皆出曾门，则当日教学之法，有可述焉。”^[4]

③《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事》。

那么，曾子之学，尤其教育思想，对《学记》的影响如此，而孟子呢？他对于《学记》的思想影响也相当突出。就拿《学记》的第一、二两章内容来说，宋辅广引《孟子·公孙丑上》“欲有谋焉则就之”，陈祥道引《孟子·离娄上》“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来解释《学记》“就贤”与“动众”，方慤引《孟子·离娄下》“自反而仁矣”来解释《学记》的“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学记》提出的教学原则与方法，同《孟子》的教学观点也十分接近：

①《孟子·离娄上》。
②《孟子·公孙丑上》。
③⑦《孟子·离娄下》。
④⑤⑥《孟子·尽心上》。
⑧《孟子·尽心下》。
⑨《孟子·告子下》。

荀况的思维方式，未可与思、孟同日而语，但他毕竟属于儒家。《史记·儒林列传》：“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观《荀子·大略》：“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这与《孟子·梁惠王上》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谈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至于《学记》，它与《荀子》之间，我们亦可窥见其思想相互渗透。例如，《学记》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同《荀子·大略》的“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学记》的“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同《荀子·修身》的“故君子隆师而亲友”；《学记》的“当其可之谓时”“必也其听语乎”，同《荀子·劝学》的“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学记》的“相观而善之谓摩”，同《荀子·性恶》的“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5]使然也”；《学记》的“道而弗牵”，同《荀子·大略》的“导之以道而勿强”；以及《学记》的“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同《大略》的“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等等，彼此间亦相互渗透。

战国时期，百家既争鸣，彼此间又思想互补。《学记》是否也承受些墨、道两家的东西，不妨提供些迹象，备参证。

先看墨翟与《墨子》。

《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背周道而用夏政”，同儒术保持距离而自成一家。其在教育内容方面，摈弃六艺教育，提倡自然科学与生产劳动教育自不待言。但作为普遍规律，例如教育方法和思维方式，儒墨之间非无共同语言，在《学记》中即可见其一二。例如《墨子·公孟》说：“夫知者，亦必量力所能至。”又《大取》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学记》说：“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和“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讲的都是因材施教。《墨子·经上》说：“唱和同患^[6]，说在功。”《经说下》解：“唱无过，无所周^[7]，若粺^[8]，和无过，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不（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讲的都是教学相长。至于《学记》的“知类通达”“比物丑类”“是故”“故曰”“夫然，故”，还引用了玉、蛾、马等系列譬喻，看来都是墨家的“明故”“察类”“举辟（譬）”的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

再看老聃与《老子》。

楚简本《老子》^[9]所表达的老聃思想，它的特点是不同于今本《老子》那样否定儒家的道德说教。如今本《老子》第十八章的“大道废焉，有仁义；慧智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乱焉，有贞臣”。简本文则为“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意思完全相反。又今本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简本中则为“绝智弃卞（辩）”“绝伪（伪）弃虑（诈）”，即不像今本那样否定“圣”“仁义”“孝慈”。《学记》的“人不学，不知道”的“道”，有似简本中的“大道”，而不是今本中的“大道”。清刘光蕡于其《学记臆解》前言中，揭示了“道者由己及人之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皆是脩道之教”。这个“道”即涵盖着道德规范与典章制度，如儒家说的“礼”。王夫之于其《礼记章句》的《学记》前言中，揭示了“先王以礼齐民，学为之首，则系学于礼，道莫重焉”。楚简本有“圣人……教不教，复众人之所过”句。“教不教”今本作“学不学”（第六十四章）。但无论是“教不教”还是“学不学”，它都没有否定教育，只是说教或学世人所不想教或不想学的东西。否则《老子》不会说“为学日益”（今本第四十八章）和“日知者明也”（今本第三十三章）^[10]。至于“复众人之所过”的“众人”，如果解释为“民”，岂不说明老聃同《学记》一样，注意了“化民”。至于把“礼”解释为道德规范（例如仁义、孝慈）和典章制度，对老聃的思想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因为他并没有排斥“礼”。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记载于《吕氏春秋》《礼记》《大戴记》和《史记》。即便孔子问得离奇，老聃不尽赞同其言，但他仍以温和的口气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11]老聃比孔子更懂得辩证法，包括今本的《老子》在内。他所揭示的“无（亡）”与“有”、“上”与“下”、“前”与“后”、“动”与“静”、“益”与“损”诸范畴的矛盾统一关系，以及说“圣人……行不言之教”，“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暇谪”，“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川谷之与江海也”^[12]等，其在方法论方面对《学记》有何启迪意义，可以进一步研究。

但也要看到，《学记》不是墨家、道家的教育著作，而是地地道道的儒家著作，具体说乃思孟学派的著作。思、孟上承曾子。这又使人联系到作为《礼记》一篇的《大学》。朱熹说它是“为学纲目”，“所教”乃“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为传义，发明其意。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13]。可见孟子对《大学》相当重视。《学记》与《大学》也有思想联系。清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大学》篇首云‘大学之道’，《学记》亦云‘此大学之道也’，可见《学记》与《大学》相发明。‘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成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14]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同其说。^[15]至于《学记》的“化民成俗”“化民易俗”，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学记》的“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与《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学记》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与《大学》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亦一脉相承。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朱熹《大学章句》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有的学者考证《大学》作者为乐正克^[16]，盖本“思、孟、乐正三氏，皆出曾门”；《礼记·檀弓》还有“曾子寝疾，乐正子春坐于床下”之说。乐正克是孟子弟子，他当是《学记》作者或主要作者，而不是《大学》作者。乐正本是学官，《礼记·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学官后裔论教育，既有其家学渊源，又有其亲身经历。(www.daowen.com)

【注释】

[1]《大戴礼记》的《卫将军文子》篇记子贡回答卫将军文子问关于孔门高弟时说：“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是颛孙之行也。”同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的“化物而不伐”“不伪不害”“不诳生，不背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知《大戴礼记》的原作者亦当生活在战国时代。戴德只是辑前人之文而已。

[2]《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事》。

[3]罗焌著：《诸子学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0页。

[4]罗焌著：《诸子学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0页。

[5]靡，借为“摩”。

[6]患，与“串”古字通用。《诗·皇矣》：“串夷载路。”《释文》：“串本作患”，“患”即《说文》中之“毋”，与“贯”通用，为相互渗透之意。

[7]周，当作“言”字。

[8]粺，借为“裨”，古通用。《说文》：“裨，接益也。”《国语·郑语》：“若以同裨同。”韦昭注：“裨，益也。”

[9]楚简本仍是一种传本，而不是原本。

[10]此亦见楚简本。后人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解释为学得越多，道越受损害，非也。原义应是：学得越精明，越有利于为入道涤除障碍。这种“无为”的结果才是“无所不为”。

[11]《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2]这句话同《学记》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的思路是一致的。

[13]转引自邱汉生著：《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14]陈澧撰：《东塾读书记》卷九。

[15]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8页。

[16]参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