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礼记》是“礼之记”。“礼”作为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上层建筑，有两项基本内容：一为道德规范；二为典章制度，包括礼仪。《礼记》既记道德规范，也记典章制度，主要是典章制度；还有有关“礼”的理论。^[1]《礼记》诸篇各有其专述与特质。如《曲礼》主要讲我国古时社会生活，《王制》讲刑政爵禄，《月令》讲一年时令，《内则》讲家庭礼节，《乐记》讲音乐及其作用。《学记》则专门讲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方法，但也离不开“礼”，即礼仪与典章制度——属于教育范畴的礼仪与典章制度。如“皮弁祭菜”，“未卜禘不视学”，“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等，主要属于前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等，主要属于后者。

《礼记》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小戴”是与“大戴”相对而言。“大戴”指西汉时期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梁^[2]人戴德，辑《大戴礼记》，简称《大戴记》。“小戴”则指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戴德之侄戴圣，辑《小戴礼记》，简称《礼记》。郑玄《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3]但作为历史上经学的重要文献（《大戴记》不在十三经之列，如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叙录》所说“大戴之书，同是圣贤绪余。自古未立学官，两汉经师不为传注，陆德明不为音义”，但它与《礼记》毕竟为同一类型的作品。二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相传为夏代遗书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郑玄的《礼记·月令》注曾九引《夏小正》），依其思想政治属性而言，不能不上溯孔子师徒。即如《礼记》，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序》就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礼记》各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作。他们生活在战国时期，前后有二百年历史。^[4]《汉书·儒林传》载：“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传”礼者凡十三家，不止戴氏一家；二是二戴只是“后续部队”，他们俩既在西汉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高堂生之后，又是“五传”；三是所谓“名在也”，表明只有他们俩的名声得闻于世，此前必有许多传礼的无名英雄。《礼记》的“辑”与“作”，或者说分撰《礼记》中的各篇，情况不同，“辑”当然有其历史价值，否则不会“名在也”，但它与“作”或“撰”也不是一回事。相传魏张揖的《上广雅表》有云：“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始撰置《礼记》，文不违古。”清皮锡瑞的《经学通论》肯定其事，并说张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这个论断虽未必为历代学者所认同，但在戴圣之前，在汉初或战国时期，已有人对撰乃至辑《礼记》作出不懈努力，却难予完全否定。《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所得古书，鲁恭王坏孔子壁所得古书，均有《礼记》，所以郑玄的《六艺论》才说“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廖名春先生于其分析研究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时期的楚简《尊德义》时，说到简文“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句与《礼记·曲礼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如出一辙，认为简文所引当出于礼书。“《礼记》今人多以为汉人之作，其实多系先秦作品。《孟子》就有援引《礼记》之说。如《公孙丑下》篇云：‘景子曰：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父召无诺’见于《曲礼上》，‘父命呼唯而不诺’见于《玉藻》，而‘君命召’云云则见于《论语·乡党》。这些正是所谓‘威仪三千’的曲礼。”^[5]他说，“由此可证《礼记》的《曲礼》《玉藻》《祭统》《礼器》是早于《孟子》成书的”^[6]。把《礼记》的某些篇章上推为战国时期的作品，有助于论证《学记》的成篇年代，和理解《学记》内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征。

【注释】

[1]“礼”在我国古代含义很广。今人一想到“礼”，便以为它总是约束和压制小民思想和行为的手段。实际上它也是随历史形势发展而异其趣，《礼记·礼运》所谓“礼，时为大”，《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此“和”字可理解为恰如其分。

[2]梁，郡治约今河南商丘。(www.daowen.com)

[3]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及《曲礼疏》引。

[4]战国时期的结束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这已成定论。但其开始年代，历史上有四说：一是起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二是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三是周贞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四是魏、赵、韩迫使周威烈王承认列为诸侯之年（公元前403年）。即最长为二百六十年，最短也有一百八十二年，以每一代为三十年计，至少经历六代人的历史。

[5]廖文以为《孟子·滕文公下》“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缀以为衣服。惟士无田，则亦不祭”，与《祭统》“诸侯耕于东郊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曲礼下》“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文稍异而义实同。又《孟子·离娄上》“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亦见于《礼器》。

[6]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