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学院课程改革浪潮的冲击下，1827年课程改革的呼声也同样在耶鲁校园响起。为适应这种新形势，耶鲁学院遂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以调查学院的教学情况，并对取消“古典语言”课程的利弊作出评判。五人委员会在充分考虑学院的实际情况，并广泛征集教职员对学院发展意见的基础上，于1828完成了调查报告，题名为《一份关于自由课程的报告》，后人习惯上将这个报告称为《耶鲁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耶鲁报告》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学院的教育目的上，《耶鲁报告》宣称自由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智能训练”，即以通过使用古典语言讲授传统课程的方式，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在智能修养中，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是至关重要的两点。此外，还要开拓学生心智的潜能，并为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在教学内容上，《耶鲁报告》认为，以“精修古典语言”为特征的必修课程体系的正确性，已被官能心理学心智训练的有关原理所证实，因而传统的必修课程是学院唯一适当的课程体系。经典科目作为教学内容的正确性，源于其建立在“训练”与“装备”心灵这两条重要原则之上。

《耶鲁报告》报告指出，大学教育的主旨不在于传授某种实用的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在报告的起草者们看来，古典模式的教育是最适合这一主旨的。于是，报告赋予古典语言学习以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古典语言的学习可为培养学生较高的审美情趣奠定基础，同时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好准备。对古典语言的正确解释和运用，对未来准备从事神职及法律职业的学生而言尤为重要。古典语言的学习在实际工作中还表现出较强的迁移性。它既可训练学生的各种感官，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精神力量，并促使这种精神力量从一门学科迁移到另一门学科，从一般的学习生活迁移到实际生活的各种职业中去。在比较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具有不同的学习价值时，《耶鲁报告》强调：没有任何科目的学习能够代替古典语言的职能，这是因为唯古典语言可训练学生的心智能力，其结构也有别于英语。其他现代语言的学习仅仅是记忆力训练，因而仅仅因为人们正在使用现代语言而断定现代语言比古典语言更实用，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恰恰相反，古典课程在训练学生心智能力方面却表现出广泛的实用性。它不仅训练学生的记忆力、判断力、推理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对发生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大学里的变革，《耶鲁报告》有着充分认识，对高等学校实施变革的必要性也有所认识。“学院务必对其服务的社会的需要做出敏感反应，应清醒认识欧洲大陆将要发生的变革。”作为报告执笔人之一的耶鲁学院院长杰里迈亚·戴（Jeermiah Doy）声称，那种认为学院对社会变革持无动于衷的认识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事实上，每一个重返耶鲁校园的毕业生均可感受到一切都处于变革之中，新型的课程，新型的教学方法以及入学资格的提高便是学院变革的具体明证。对于专业教育及实用知识的教学，《耶鲁报告》并非持一味反对的态度。不过，该报告又主张这类知识不应进入学院本科生的教学计划。学院式的本科教育与职业性较强的专业训练，在教育目的上存在较大差异，应分别实施。“专业教育应在专门的医学、法学及神学院中进行，而不宜作为学院的教学计划；为商业、工程及农业做准备的正规教育最好能在工作岗位上实施。”

在教学制度及方法上，《耶鲁报告》也提出了具体意见。首先，由于学生在智力上尚不够成熟，对构成高深学术成就共同基础的各种确定无疑的知识尚不能准确把握，因而把自由选修课程的权力交付学生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把美国的学院与德国的大学相比较，其结果只能是将美国学院带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其原因显而易见，不仅仅出于德国大学拥有美国大学更雄厚的财源，而且还因为两国的学校面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德国大学的学生较美国大学学生更为成熟，更能较好地从事高深学术工作。更适于与美国学院学生进行比较的是德国中学的学生。鉴于此，那种企图把德国大学的自由选修制与专门研究制，引进到美国学院的做法是荒诞不经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古典课程为核心的自由教育课程仍是学生唯一的选择。《耶鲁报告》的撰写者认为，抱定自由教育课程便可“以不变应万变”，自由教育课程不但潜藏着高效的训练学生心智能力的功能，而且本身还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耶鲁报告》声言“我们的必修课程涵盖了接受全面教育的个人所应通晓的全部科目”，这种自由教育课程“在造就绅士的同时，还能向工匠、工人及农民提供有益的帮助。”(www.daowen.com)

在教学方法上，《耶鲁报告》在认可“演讲法”具有某种价值的同时，将“背诵法”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杰里迈亚·戴院长认为，适当运用演讲法有助于传授新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交流科学试验的最新成果。但这种方法常常难以有效地训练和规范学生的心智能力，学生只是坐在那儿被动地听讲，而没有心智能力的积极介入。而指定学生背诵具体内容，尤其是一本书的内容则可对学生的心智能力进行持续有效的训练，同时避免了学生涉猎不同教材而导致知识上的混乱与无所适从。

《耶鲁报告》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教育史界所公认。虽然教育史学家对其持或褒或贬的态度，但在认可报告曾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方面，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高等教育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布鲁贝克认为“该项报告或许是自美国独立至南北战争期间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美国学者杰克·C·列斯称赞《耶鲁报告》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次与众不同的、负责任的、深思熟虑的尝试。”透过浓厚的历史迷雾，通过对《耶鲁报告》内在精神实质加以考察，我们可以认为《耶鲁报告》的起草、发布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殖民地时期即已定型的英国古典高等教育传统的复活，是对杰斐逊、提克纳等为适应工业化发展而开展的课程改革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应。它使在高等教育领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思想与课程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为了对杰斐逊、提克纳等批评学院应更多地关注实际研究，相应削减僵死语言的学习做出反应，1828年耶鲁教授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在19世纪后半期常被援引以维护传统教育的地位，并在稳定学院课程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耶鲁报告》的发表，无疑加强了耶鲁学院与普林斯顿学院一起作为传统学院的堡垒作用，阻碍了这一时期部分学院兴起的课程改革热潮的进一步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说，《耶鲁报告》所蕴含的教育精神和观念与代表此时期美国社会前进方向的进步观念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协调性。对于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而言，这一时期注定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初步繁荣和成熟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到本国国民力量、国家正在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是一个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西部拓展趋于纵深化，教育改革日趋激烈和普遍化的时代。所有这些时代特征决定了《耶鲁报告》所提倡的“回归古典教育传统”，加强心智训练，强调背诵等与时代要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所以，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大改革、大融合、大发展局面，便是美国高等教育超越《耶鲁报告》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自身发展并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在美国高等教育强调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背景下，《耶鲁报告》提出加强传统科目的学习，赋予自由教育以较高的价值，还在事实上调和了高等教育过于注重实效的色彩。

回顾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高等教育一向有重视为毕业生从事具体职业做准备的传统。这在耶鲁学院的特许状及其他学院的办学目的中都有具体体现。这一传统在美国西进拓边、杰克逊民主观念盛行时期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承袭和发挥。一时间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生产实际，改革传统课程，增加新的实用课程顿成大势，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文化陶冶，忽略了自由教育所蕴含的广泛的教育意义。对于课程的实用性，《耶鲁报告》表现出不同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具实质性的全面理解。《耶鲁报告》虽不赞成开设商务、技术、农业之类的科目，但这是基于自由教育可为学生掌握实用技术奠定基础这一认识之上的，只是因为在该阶段心智能力的训练较接受具体实用学科教育具有更高的实用价值，《耶鲁报告》才主张在学院阶段主要应开展以古典课程为核心的传统的自由教育。考虑到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踏勘、尝试和充满谬误的时期”，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耶鲁报告》是美国高等教育界在权衡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与现实需要之后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实践表明，这种选择并未从根本上损坏美国高等教育向社会提供具体服务的功能，而是在保留这一功能的同时加强了传统课程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学与术并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