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对殖民地时期建立起来的旧式学院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一些学院被战时的军队占用而受到重创，一些学院由于缺乏资金、教师和稳定的生源而不断缩减甚至关闭。战争的胜利后，美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这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的美国，百废待兴，教育也同样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时期。面对如何变革陈腐的传统观念和习俗，如何摒弃欧洲统治机制的残余等问题，新国家的领导人们深信：公民是共和国的基础，而教育是培养有教养、守秩序的合格公民的关键。由于认识到了教育对新生国家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全美上下掀起了一股建院热潮，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建立起来。

在独立建国后的75年里，美国共建立了近百所学院。仅仅在独立建国的前20年间，美国的新建学院就是整个殖民地时期所建学院的两倍。如在1800年，全美仅有25所授予学位的学院，而到了1820年，授予学位的学院数量就已经增加到了52所。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建立了500多所学院，其中可授予学位的学院达241所，而不得不提的是当时还有约210～250所学院正处于建设之中。另外，1823年在美洲东海沿岸的佛蒙特州（Vermont）还建立了第一所教师培训学校；1819年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Ohio）的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1847年在纽约市（New York），已开始出现了城市学院。除了学院的大量创建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提供某些专门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各种各样的学校或机构，如大学、专门学校、专修学校、科学学校、师范学校、进修所等。^[17]

在美国建国初期，学院和各类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大学教育在人们心中有相当高的实用价值。例如，1871年，一名哈佛学生对亨利·亚当斯说：“哈佛学院的学位对于我在芝加哥是值钱的。”1878年，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曾向俄亥俄州（Ohio）的农民保证：让你们的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比给他一座农场更合算，他在（毕业后）一年内所挣的要比农场生产所得的多得多。此外，学校教育还可以对人的道德和品行施加良好的影响。二是居民定居地之间的距离相对遥远，宗教教派还在继续分裂出新的教派，而每个教派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学院。在各教派的眼里，他们把学院看作是扩充宗教势力的有力手段。正如1832年印第安纳基督教研讨会的报告所言：“当我们审视我国学术机构的现状时，我们发现它们大多都出于其他教派的控制之下，以至于我们的人不愿意送他们的子女到这些机构求学。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学院，在这些学院我们可以排斥那些我们认为是危险的学说。”三是美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领土的迅速扩张所导致的建院热潮。在每个新建的社区，建设者们认为一所学院可以使他们的居住更加合理。1803年，美国以大约每英亩三美分的价格向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的领土，购地所涉土地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这使美国的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佛罗里达（Florida）、得克萨斯（Texas）、俄勒冈（Oregon），以及1848年《墨西哥条约》所割让的土地相继归入了美国版图。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领土由原来的20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800多万平方公里。

高等教育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的教育机构称为“内战前的学院”（antebellum colleges），多数学院规模比较小，而且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当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所大学有一栋建筑，却没有学生；如果有学生，却很可能没有教室；如果二者都有的话，则可能没有资金。1795年1月的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寒冷冬天，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物向公众开放了，它就是后来被称为南方“普林斯顿”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当时的地方长官坚持要出席这一重要仪式，然而欢迎他的只有光秃的树桩和呼啸的北风。他会见了当时唯一的教职员——一名教授兼校长。一个月后，第一名申请者才叩响了这所大学的大门。^[18]学院的财政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办学经费的紧张使校长们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几乎每位校长都要一次性离开校园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到偏远的城镇或其他州从事募捐活动。

1785年至1869年期间的整个时代，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一切均正处于探索阶段，其高等学院也不例外。许多由殖民地转化而成的州，对已有学院的章程进行了比较细微的调整。显然，在管理模式和名称上，所有涉及君主政体的内容都需要给予修改。例如，纽约的国王学院易名为哥伦比亚学院。1792年，耶鲁学院也对其已有的章程进行了修订。由于学界修正了传统的解释，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新学院得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学院在迅速发展壮大。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还出现了专门招收女性、黑人、罗马天主教徒的高等教育机构。(www.daowen.com)

在学院内部，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也在悄然展开。课程继续向多样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从博雅人文学科逐步地拓展到了医学、法律、工程、商业、军事科学和农业科学等方面。尽管大多数较古老的大学仍然坚持古典课程，但科学课程已经取得了与古典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学院的课程也已演化为以传统的古典课程为中心，以科学课程、职业课程和其他各种课程为辅助的课程集合体。自然科学在继承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观测方法的同时，又增加了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方法。通过实验和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完全不同于依赖神灵启示所获得的知识，科学思想开始挑战宗教观念。在学院和社区里，人们开始允许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宗教观念同时存在。许多学院不时地通过教学方式或内容的更新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殖民地时期依靠背诵和辩论为主的教学方法也逐步地让位于讲授法和实验法。教授通过自己的专业热情来激励学生，展示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学院招生方面，就整体而言，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学院并不具有排他性或精英主义。学院对学生的入学要求都较为灵活，而且收取的学费也很低廉。当时除哥伦比亚学院每年收取90美元的学费以外，哈佛学院的年学费只有55美元，普林斯顿每年的学费是40美元，耶鲁学院每年的学费为33美元，而其他学院每年的学费在25美元到40美元之间。低廉的学费保证了部分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入学，即使是在东部历史悠久的学院，来自中低阶层的学生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这使得高等学院的生源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由非专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学院的模式，在这一时期被固定下来。在学院中，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学院董事会掌管校务，校长是学院的改革家，而教授则为实现他们的学术思想而孜孜以求。^[19]

十九世纪初，美国高校的教师专业化趋势日渐明显。到1800年，在大多数学院都出现了终身教授，截至1825年，学院的教授人数超过了助教，比例达到3∶1。学院教授职位的聘任亦渐趋严格，只有在自己所从事的学科领域接受过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并且不断参加学术团体和发表专业文章的教师才能被聘为教授职位。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哈佛学院几乎一半的教师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到五十年代，布朗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一半以上的教师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接受过研究生教育。教师专业化为日后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教授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渴望得到的职业。

从独立建国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已明显不同于殖民地时代，起支配作用的宗教文化已让位于其他多种社会因素和力量。由于美国开国以来并未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制度，因而也就为其高等教育的分散化、多元化和多样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