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云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成果

云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成果

时间:2023-10-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自从拉斯韦尔和拉纳1951年开创公共政策学以来,公共政策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长足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公共政策学有了独立的政策概念体系、政策系统体系、政策过程体系、政策分析体系等。社会分工论、协调发展论是生态补偿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对于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既能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又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技术支持。

云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施成果

公共政策学也称政策学、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政策研究等,是运用现代科学决策理论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方法,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分析和探索公共政策的实质及其规律的综合性学科。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政策,即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某项公共问题或达成某种公共目标,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方案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法规、条例、办法、细则、措施等的总称。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分配,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的反映。20世纪前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产生,决策科学的形成,行为科学的诞生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凯恩斯主义的出台与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推动和促成了公共政策学的面世。自从拉斯韦尔和拉纳1951年开创公共政策学以来,公共政策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长足进展。在公共管理学中,公共政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在学科体系方面,公共政策学有了独立的政策概念体系、政策系统体系、政策过程体系、政策分析体系等。总的来说,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与终结等过程构成了政策分析的基本内容,政策分析的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不断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效能。

在公共政策的研究过程中,对诸如研究工作的组织和程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模型的建立和计算、目标的确立和评价等问题,可以采用许多可操作、工具性的研究方法,如政策模型、社会调查文献综述、回归分析等具体方法。在观察和研究具体问题时,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相应有效的方法。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方式有以下四种:①调查研究。它是收集和处理研究资料、发现公共问题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具体包括问卷调查结构式访谈等方法;②实验研究。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也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③实地研究。它通常以参与观察和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用于获得定性资料和建构理论;④非介入研究。它不接触研究对象,主要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如常用的文献研究、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R·M.克朗在《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中将定量分析分为确定型的定量分析技术和随机型的定量分析技术,前者包括线性规划、排队论、规划管理技术、马尔柯夫分析、质量管理、成本收益分析等,后者包括动态规划、计算机模拟、随机模型、贝叶斯定理决策树等。公共政策在研究途径上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特点。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特征决定了公共政策研究不可能采用单一的研究途径,不同的学科途径分别强调不同的价值概念、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最终也影响到实践上的公共政策取向。归纳起来,公共政策的研究途径主要有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

社会分工论、协调发展论是生态补偿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基础。生态补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是制定整个社会经济政策大的基础和背景。《林业分工论——中国林业发展道路的研究》(雍文涛,1992)一书中讲到:“公益林业是以发挥森林生态效益,保护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为主要任务的林业。公益林业是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标,是事业型林业。公益林业的受益者是全社会,一般不承担商品性林产品产出任务。因此,公益林业建设只能、也必须由代表全局利益的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主要承担。”社会分工凸显林业的重要性。虽然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处于公益基础行业,但林业产业纵跨国民经济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涵盖范围广、产业链条长,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林业产业已经不单纯是人的生产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效果,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种和谐关系,它标志着国家富足、民主平等与社会文明。我国林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时期,社会分工使林业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和谐社会凸显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谐社会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益者、保护者、破坏者、受损者之间的经济、生态利益未能实现公平分配。推进生态效益补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www.daowen.com)

生态补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建设生态文明的最明智选择,而生态系统良性运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补偿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根据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因素,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形成生态破坏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与受损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以实现生态利益的分配正义和生态责任的公平承担。

毫无疑问,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对于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既能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又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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