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受关注的学问，是以考据学为特色的“朴学”的兴起。尤其是江南一带，妥妥的是清代朴学的学术中心。不过，朴学这一学术潮流在19世纪初之前，还没有席卷广东。在19世纪初之前，广东的学术潮流仍然以“义理为指归”、“阐发宋儒之说”的理学为主。正如当时广东学者廖廷相所概括的：岭南继承了陈白沙、湛甘泉的遗产，在清朝初年，如新会人胡方、南海人冯成修等理学家，仍然还以讲求身心性命之学为主。

以胡方为例。胡方（1654—1727），字大灵，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胡方讲理学，注重实行，能书工诗。大体而言，胡方的理学主张，在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基础上，吸收新会白沙之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胡方的学问直接来源于白沙学派，但显然他本人是服膺白沙之学的，而且专门写了这一篇《白沙子论》为白沙之学进行辩护。当然，从这篇辩论中还是看得出，胡方本人更偏向程朱之学，而非陆王之学。他为陈献章辩护的理由，主要还是摘录陈献章本人文字中注重“道问学”的说法，来说明陈献章本人的学问仍然是注重“道问学”这一程朱理学的规矩的。何梦瑶（胡方女婿麦易园的得意门生）就曾概括胡方的学问为“金竹胡先辈，程朱后一人”。

清代中前期岭南理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康熙末年广东督学惠士奇入粤传经。另一个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设学海堂。

惠士奇（1671—1741），江苏吴县人，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学者称为“红豆先生”。惠周惕之子，惠氏是清代著名的经学世家。惠士奇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雍正四年（1726）间提督广东学政（相当于省委常委兼教育厅长），以经学为倡议，教导广东士子。(www.daowen.com)

惠士奇的学术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雍之际的广东士风。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广东学术谱系的重建。科大卫曾指出，惠士奇之后的一代广东文人，都自视为惠士奇的门生，而非明遗民的门生。但值得注意的是，惠士奇带来广东的，还不是乾嘉之后风行的汉学，而仍然是以程朱为特色的理学。

何梦瑶就是在惠士奇督学广东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者的佼佼者，也是当时西樵理学的传承之人。何梦瑶（1693—1764），字赞调，一字报之，号西池，晚年自号砚农。何梦瑶所在的云津堡大沙村（今南海区西樵镇崇北村）的何氏家族，本身就有重儒重教的学风。其九世孙何贵据说曾赴江门跟随陈白沙学习，但陈白沙不久就去世了，所以转而受业于陈白沙好友门下。另外，何梦瑶的家族创立规条，奖励读书进学应考的族人，到十六世孙何梦瑶，虽然早期童试“屡考辄落”，曾做过塾师、医师、幕友等职业，他的好友罗天尺作诗相赠，说他“廿年讲学西樵洞”。不过，也正是由于何梦瑶在西樵多年的积累，最终成为清代中叶岭南地区的名儒兼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