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作为明代中后期能够与阳明学平分秋色的湛若水的甘泉学派，是西樵山上最为重要以及最有影响力的理学传统。不过，西樵山是一座包容之山，她并没有因为接纳了甘泉学派，而拒绝其他学派。王阳明在岭南的传人方献夫，也是西樵山的一位重量级客人。

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方献夫是南海丹灶镇人，但古人的地域观念与今人有较大差异。丹灶毗邻西樵山，所以方献夫以西樵人自居，还自号西樵。

明代中期的南海才俊辈出，梁储在正德年间曾经担任内阁首辅。明代在制度上废除了丞相，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梁储之后，方献夫也曾担任过首辅这一显赫职位。终明之世，广东人能有这一殊荣的，只有梁、方两位而已。而方献夫的事功成就，建基于正德年间归隐西樵山期间，与湛若水、霍韬等人往还讲学的岁月之中。

正德六年，方献夫谢病南还时，王阳明就曾经写了一篇序文送别方献夫，他在序文里面提到：我与方献夫共处了二年，见他的学问变化了三次：最初是崇尚文辞，其次变成崇尚讲说，第三次则变成而慨然有志于学圣人之道。最初他崇尚辞章时，我和他就像冰雪与火炭一样不相容；至于讲说，则异同各半；等到他有志于圣人之道，就和我是同道之人了。方献夫的官位比我高，而等到他的学问每次发生变化时，都会对我更加恭敬，最终拜我为师，自称门生。如果不是脱去世俗之见，超然于无我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正德十五年左右，方献夫在给王阳明的信里面提到：近来西樵山中向学的士子越来越多了，但还没见到很好的苗子。大概因为心学真是数百年的绝学，不是卓有实见的学者都很难明白这一套学问。湛若水有志于倡导讲学，最近在西樵山中建了几十间馆舍来延揽求学者，将来必定有所成就，这也是一件盛事。而湛若水的立言大旨，虽和我稍有不契合的地方，但我也不敢下定论。方献夫又和王阳明说，曾经一睹先生您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二书，多所启发。其中《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并不是先生您的最得意之作，但得此一书，让士子省却多少言语。而《传习录》里面，论《中庸》的戒惧、慎独为一处，真是破学者万世之疑。而对天理二字的谆谆教诲，又是对学者甚为关切。只是格物、博文之说，我还有不能完全赞同，但难以用书信来指出，希望以后当面请教。先生您的论断，也许只是一时救偏补弊之论，但恐学者不知，反而会走向偏颇和极端。

可见，方献夫对王阳明是毕恭毕敬的，他在信中自称“生”，这是门生、学生的意思。方献夫在信中把阳明学与湛若水的甘泉学说相比较，说湛若水的主张中稍有和自己不合的地方，可见方献夫所服膺的仍然是王阳明的学说，而与湛若水之学稍有出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初大儒黄宗羲所撰的《明儒学案》在《粤闽王门学案》开篇就说“岭海之士，学于文成（即王守仁，谥号文成）者，自方西樵始”，这一说法是有充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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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献夫一方面既是王阳明的弟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他虽然服膺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但对阳明之学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和疑问。他后来甚至怀疑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不疑佛老”，希望自己的好朋友湛若水和自己的老师王阳明辩明异同。

我们不妨来看看方献夫与王阳明在理学的见解上，有怎样的分歧。最关键的分歧，其实就在于对“格物”的理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宋代的朱熹认为，格物是获致事物之理，格物是明理的根本途径。而方献夫则认为：“格物”与“致知”是同时进行的，不能把两者分开来看待，这一点无疑是受王阳明的影响。但方献夫与王阳明的分歧点在于：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正念头。而方献夫则认为，《大学》开篇就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来又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显然，“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就是知本，这个本就是明德。

所以，“知本”、“知止（于至善）”可以说就是方献夫为学的宗旨。那方献夫提倡的格物的方法是什么呢？方献夫认为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强恕而行”，即反求诸己，推己及人。

·理学问习录·

大抵《大学》一篇，要处只在“知本”、“知止”二言。明德为本，至善为止，欲明明德必在知本，欲止于至善必在知止。《易》曰“知至至之”，即知本之谓也；曰“知终终之”，即知止之谓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便是知本；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便是知止。知本便是至易，知止便是至简。

——方献夫《柬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