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湛若水、方献夫三位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从西樵山出山，重新参与朝政。霍韬、方献夫、湛若水等西樵山诸贤通过在大礼议中支持嘉靖皇帝迅速成为“议礼新贵”。

霍韬是在正德十六年为他相继去世的父亲与原配妻子守制年满，参加吏部的“谒选”而走出西樵山的，他是湛、方、霍三公中最早走出西樵山的人。作为居乡的小官，霍韬也许还不知道当时宫廷变故的确切情况，但霍韬此时以守制年满“谒选”出山，却真的是恰逢其时，给了霍韬施展的机会。

在霍韬抵达北京之前，来自浙江的小官张璁已经在七月三日上《大礼疏》，掀起了朝廷百官的激烈反应。而霍韬从广州北上，用了将近半年才抵达北京，这么优哉游哉、近乎龟速的行进速度，大概不只是为了沿途游山玩水，肯定也有静观政局变动的考虑。

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霍韬就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又经过了一个半月的酝酿，十月八日，正当大礼议闹得满城风雨，嘉靖皇帝自己也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霍韬不失时机地上《大礼疏》，公开支持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得到霍韬的上疏，喜出望外，但是迫于当时仍然风头正劲的濮议派的抵制，没办法给霍韬公开支持。而当时作为反对嘉靖皇帝追尊生父的朝廷官员还是占了绝大多数，看到刚刚来报到的霍韬公开向皇帝献媚，自然不爽，于是“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霍韬得不到皇帝的公开支持，又得罪了一大圈的朝廷官员，于是自己也坐不住了，不久又以生病的理由向皇帝告假。

继霍韬之后，第二个从西樵山出来的，是湛若水。正德十六年五月二日，即位不久的嘉靖皇帝听从都御史吴廷举、御史朱节等人的举荐，恢复湛若水的官职。同年八月末，吏部的勘合就发到广东，敦促湛若水启程北上。湛若水当时在西樵山已经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基础，他的大科书院已经成为当时岭南理学学术的中心，其弟子不计其数，而且湛若水在西樵山创作的理学著作，也已经奠定了他在当时学术圈的地位。

湛若水复职之后不久，就觉得应该争取嘉靖皇帝的注意，于是在嘉靖元年六月初十日上《初入朝豫戒游逸疏》，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与霍韬所作《大礼疏》得到嘉靖皇帝的赞许不同的是，《初入朝豫戒游逸疏》的内容并不涉及当时最为朝廷所关注的大礼议问题，而将其重点放在经筵讲学以及嘉靖皇帝的个人生活上。

湛若水先是在疏中讲了一通“豫戒游逸”、“一曝十寒”的道理，然后提出其解决之道，大意是说：皇上你虽然还没有举办经筵日讲，不过皇上你有“忧勤之念、兢业之心”，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您的。微臣希望皇上“以深居静思为本，以温习寻求为业，以敬亲事天为职分，以勤政亲贤为急务，随处操存体认天理”，这样的话，就算没有举办经筵日讲，您的心也等于是在经筵日讲上面了。如果您稍有“逸欲”萌发，就应该自己禁止。

湛若水在这篇奏疏中塞进了自己的“私货”，用自己的讲学宗旨“随处操存体认天理”来规劝皇帝，以达到“正心”的目的。此外，湛若水又在疏中请求嘉靖皇帝要亲近旧德老臣如大学士杨廷和、户部尚书孙交、刑部尚书林俊等人。要知道这时候杨廷和、林俊等大臣正因为大礼议的问题站在了嘉靖皇帝的对立面。

不过，湛若水的这篇奏疏，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大礼议一事，但奏疏中的说教语气以及支持杨廷和等“濮议”派大臣的态度，自然是站在了嘉靖皇帝的对立面。嘉靖皇帝收到了这篇奏疏，虽然不便发作，但也没有积极回应，只是淡淡地回应说：“朕已知道了。”

在《初入朝豫戒游逸疏》给了皇帝不好的第一印象之后，湛若水仍然站在杨廷和一方，数次向嘉靖皇帝进言，等于是站在了议礼派的对立面，这就是湛若水一直不能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的原因。(www.daowen.com)

湛若水在嘉靖三年八月从翰林院侍读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调离北京，从此之后，湛若水长久任职南京，只在嘉靖八年（1529）到嘉靖十二年（1533）期间短暂重返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之职。湛若水在嘉靖一朝的大部分任职都是身处南京，处于“显”而不“要”的地位，和后来备受嘉靖皇帝眷顾的方献夫、霍韬二人是颇为不同的。

漫画8　大礼议：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命运

方献夫从西樵山出山的时间比霍韬、湛若水稍晚。嘉靖二年春，方献夫被任命为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方献夫的神道碑称：“时大礼议兴，公与张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萼、席文襄公书、霍文敏公韬议同协力赞决，竟辅成圣孝。”方献夫入朝后不久，亦遭遇了和霍韬相同的处境，受到朝中众多主“濮议”大臣的连番攻击，终于也在不久后，于嘉靖四年四月以妻子病故为理由，请求送儿子还乡，得到皇帝批准。

嘉靖皇帝在“左顺门事件”之后，逐步取得了大礼议之争的主导权。皇帝没有忘记那些在艰难时候和自己站在同一阵线的议礼诸臣。一方面他要用修撰御书的形式确立大礼议的成果，另一方面，他要把那些被“濮议”派诸臣所挤走的议礼诸臣给召回来，充当他的心腹。

嘉靖六年（1527）正月，在《武宗实录》、《献皇帝实录》等相继完成，亲生父亲献皇帝尊号已定、献皇帝的世庙也建成的情况下，嘉靖皇帝接着启动了《大礼全书》的纂修工程。根据当时议礼新贵张璁的建议，这一工程是要采取史书体例，而且作为天子之书，要流传万世，所以不能草草了事。

张骢建议要仿效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凡例，以年月日为纲，凡是事关大礼者都记录下来，而且里面都要收录诸臣的奏议，如果是合乎礼者就必须采其精，不合礼者也存其梗概。又详细地记载嘉靖皇帝的圣裁，以体现“非天子不议礼也”。张璁这一建议得到了嘉靖皇帝的首肯，下诏史馆全部采纳。　此书就是后来成书的《明伦大典》。

为了完成这一“定谳”之书，嘉靖皇帝派使臣到广东，催促方献夫、霍韬为纂修官，赴京就职。经过一番敦促后，方献夫、霍韬再次离开西樵山，于嘉靖六年一同赴京。这一次方献夫和霍韬重新出山，和上次要冒着得罪整个官僚集团支持皇帝的风险不同，这一次，他们是皇帝眼中的铁杆粉丝，在皇帝最需要的时候拉了皇帝一把，前途一片光明。

方献夫、霍韬二人就任馆职之后，嘉靖皇帝对二人是宠遇日隆，方献夫和霍韬二人起用时的官职都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到次年，即嘉靖七年（1528）六月《明伦大典》书成的时候，嘉靖皇帝赏赐纂修官，方献夫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太保，尚书、兼官如故。霍韬升为礼部尚书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虽然方献夫、霍韬都上疏辞赏，但二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从正四品少詹事、从五品侍讲学士分别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与正三品的詹事，跻身显要，这一晋升速度也可以反映二人支持大礼议所做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因为在大礼议中支持杨廷和等“濮议”派而不得嘉靖皇帝赏识的湛若水，就只能在这段时间里安于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职位了。嘉靖六年六月，正当方、霍二人在嘉靖皇帝敦促之下就任新职之际，吏部右侍郎之职空缺，当时的廷推给出了侍读学士徐缙、左庶子穆孔晖的推荐名单，嘉靖皇帝不满意，令再推二员。于是又“举詹事府詹事董玘、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在董玘与湛若水之间，嘉靖皇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董玘，而且还令董玘“日讲如故”。直到嘉靖七年四月，湛若水才从南京国子监祭酒稍稍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不过南京吏部仍然是闲职。由此也可见嘉靖皇帝对待持不同议礼意见的同样是栖身于西樵山的三人的态度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