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16年9月11日至24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黄进兴院士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除参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黄进兴还出席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表了题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的系列演讲。该演讲由“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与“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两场组成，是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演进趋向的最新判断与思考。

随着其主要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登陆”，黄进兴在大陆学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他看来，“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简体版序)。是故，黄进兴对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生机做出的论述，也就不仅在台湾学界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大陆人文学术的各个门类同样具有借鉴作用。而史学史，特别是史学理论史正是黄进兴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对于当代史学的追踪、反思与突围，是贯穿黄进兴的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

负笈哈佛，徜徉中西学术

黄进兴1950年生于台湾，1969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后，1976年赴美留学。他先在匹兹堡大学师从许倬云，后到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同时一直得到余英时的悉心指导。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返回台湾任教，长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在2009年至2016年间出任该所所长，可谓当代台湾学界的重要代表。

在黄进兴迄今为止的全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以夫人“吴咏慧”之名出版的学术随笔《哈佛琐记》。该书收录了他1983年回台后陆续完成的关于六年哈佛时光的回忆文章。在黄进兴看来，“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而哈佛便是他的“心灵的故乡”。以致他日后重返哈佛时，“顿时忘却旅途的疲劳”，“彻夜竟像期待远足已久的小孩，兴奋得难以成眠”。(《哈佛琐记·重返哈佛》)

哈佛六年，黄进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与“听课”上。学术大师的课堂风采，是《哈佛琐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据黄进兴回忆，哈佛“其时名师云集，诸如哲学的罗尔斯、心理学的科尔伯格、社会学的贝尔、思想史的史华慈，百家齐鸣，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哈佛琐记》新版序)怀抱“前往西方取经的宏愿”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一求学的绝佳时机。于是，在诸位大师的课堂上流连，也就成为了他最为乐此不疲的事情。时隔数年，他还依旧记得:“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光芒万丈，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炫眼。”(《哈佛琐记·哲学祭酒》)而此类片段，在《哈佛琐记》中几乎俯拾皆是。

学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值得欣赏的风景，并非因其音容笑貌格外动人，而在于其思想锋芒具有足够的感召作用。黄进兴的留学生活表面上是在不同的课堂中穿梭，实质则是追随诸位大师的学术理论，“按图索骥”式地博览群书。从《哈佛琐记》中可以明显看出，黄进兴当时主要的兴趣在于社会科学。这与“二战”后美国学界的主流趋向直接相关:一是社会科学走向全面繁荣，二是“鼓励各种学科相互合作”的“科际整合”思潮方兴未艾，“导致大家经常以接受其他学科与否，来断定一位学者是前进或保守”。(《哈佛琐记·跛足的英雄》)因此，社会科学的浓郁气息同样弥漫在美国的人文学界。在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黄进兴自然置身其中。当然，曾经置身其中的这一潮流日后成为了黄进兴2016年在北大演讲时的反思对象，这是后话。

尽管浸淫于西方当时盛行的社会科学浪潮中有年，黄进兴却并未简单地成为西学的“信徒”。在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接受了余英时的建议，将清代理学家李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到两年，他就完成了论文《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如此速度，在哈佛几乎不可想象。由是也可见黄进兴平时的学术训练之到位。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此文全无他用功颇勤的西学印记。这一方面当然说明了他未尝荒废自己的中学修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彼时的他对于中西学术尚持区别对待的态度。在他从哈佛毕业时，史华慈给他的赠言正是:“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

孔庙空间，如何生长与挫败(www.daowen.com)

带着史华慈的临别赠言，黄进兴回台任教。其实，早在他赴美留学时，便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的。在台大读书时，黄进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历史主义:一个史学传统及其观念的形成》，即对于“历史主义”这一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核心范畴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据他回忆，在台湾“其时以西洋思想史作为论文题目，较为罕见”(《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由此可见他的西学兴趣之浓厚。而他选择赴美留学，也正与其希望一探西学之究竟的心情有关。在美期间，通过了解西方学术内部各派的彼此攻错，黄进兴逐渐意识到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热”其实存在不小的局限与偏颇。而史华慈的赠言，更启示他开始关注中西史学能否在实践中会通的问题。

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黄进兴一方面继续追踪当代史学的发展，并且及时做出总结与检讨，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进行了孔庙研究。关于前者，他先后有《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专书问世;而后者，则是奠定了他在学界地位的三部力作——《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和《皇帝、儒生与孔庙》。

黄进兴与孔庙结缘的故事，早已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1981年，家人给回台休假的黄进兴介绍了一位女友。两人初次约会，他便带对方去了孔庙参观。在服务部，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买下了一部定价不菲的《文庙祀典考》。结果，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孔庙却成为了他念兹在兹的关注对象。

黄进兴的孔庙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理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制度，讨论了历代儒生集团与统治集团在这一空间中展开的较量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黄进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其博士论文思路的延伸。在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拥有圣君的代价:康熙皇帝统治下政治机构对道统的同化”中，黄进兴已经触及了清代儒学与皇权的关系问题。

而将这一议题与孔庙这一空间结合后，展开得也就更为透辟与充分。在此基础上，他将话题进一步向前推进，深入到了对于儒教本身的考察中去。在他看来，自晚清以来聚讼百年的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的讨论，都忽略了一大关节，即以往的论争大都是在“民间宗教”、“民俗信仰”与“原始宗教”等层面上展开的，对于“国家宗教”的认识程度十分不够。而孔庙的意义正在于其彰显了一种“国家宗教”的性格。黄进兴就上述话题做出的具体论述，便是他的《优入圣域》一书。

在完成《优入圣域》后，黄进兴的孔庙研究旋即转入了第二阶段，因为他发现此前自己“对统治者和士人阶层争相宰制孔庙礼仪虽略有陈述，但着眼点仅限于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对地方上的个别情况反少留意;特别是对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其社会、宗教的实践竟毫无措辞，这不得不谓是一项缺失”(《比较宗教与宗教概念——〈圣贤与圣徒〉序》)。于是，他引入了“比较宗教”的视野，具体考察了“作为宗教的儒教”在孔庙这一空间中如何生长与挫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具有显著的理论关怀。

黄进兴认为:“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的特质。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他自谓其研究是“针对此一盲点”，力图“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优入圣域》新版序)而这便是其另外两部孔庙研究著作的主要内容。其间中西对话的旨归已经十分明显。至此，黄进兴以其具体的研究实践回应了史华慈当初的殷切期待。而他自己，也经此在历史与理论之间找到了史家应当具有的恰当位置。

晚近的黄进兴一手继续其孔庙研究，一手涉入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命题。他的新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已经出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开了。

在黄进兴成长的时代，他先是经历了台湾学界“理论意识高涨，分析哲学盛行”(《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序)的风潮，后又纵身于美国学界社会科学一家独大的热浪。他一路跟踪，也一路反思，最终在追踪与反思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路径。在生逢一种学术浪潮具有覆盖效应的时代中，能够树立起自家面目，无疑是一种突围，也未尝不是对于一位学者的最大考验与最佳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他在北大演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既是对于学术史的“回溯”与“预流”，同时也是讲述某种程度上的自己的故事。是故，如此带有深情与温度的演讲，也就格外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