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序为书”在近代学术史，计有两位:前有梁启超(1873—1929)，今有余英时。

民国九年(1920)，梁启超替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已，文成竟与蒋著相埒，遂别刊成册，此为《清代学术概论》的由来。该书虽属急就章，但规模宏阔，影响深邃，一时传为美谈。

梁氏在书序里尝夸言“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惟意想不及八十年后的余英时竟重历其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熹的历史世界》系余英时教授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荣退之后，完成的首部巨著，其著述因缘与梁氏颇有巧合之处。原来余教授应“德富文教基金会”之托，为《朱子文集》的新标点本作序，结果思绪澎湃，下笔不能自已，稿成千余页，都五十万余字，掷地有声。

论才思敏捷，梁氏名著费时仅十五日，而余氏则历时三载方告杀青，表面上，前者略胜一筹。惟究其实，乃学术积累不同所致。

梁氏固承乾嘉之后今文绪余，于有清一代学术如数家珍，故能一气呵成，了无窒碍。反观民国以来，“朱子之学”乃名家必争之地。自张君劢以下，周予同、钱穆、范寿康、陈荣捷诸大贤，甚至包括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均有所着墨;晚一辈的刘述先、陈来、郑樑生等逢此热门议题，自不轻易放过;耕耘有年的扶桑学界尤不在话下，例如从老一辈的有田和夫、后藤俊瑞，至诸桥辙次、佐藤仁、间野潜龙，堪称名家辈出。

近十年，朱学复若雨后春笋，四处冒出，中外著作不下百部。后起造作者，若要推陈出新，脱颖而出，绝非易事。余教授即舍弃陈说，另辟蹊径，直接进入朱熹的历史世界。果不出所料，他获致不同凡响的成果。

全书粗窥之下，略显扑朔迷离。该书的结构“序中有序”、“书中有书”，初阅者仿佛踏入无尽宝藏的迷宫。但若明白“知人论世”系余教授撰述本书唯一的指导原则，便不难拾阶而上，窥其堂奥了。

所谓“序中有序”，肇因时空异动，故本书二序并列，虽然详略有别，咸在撮述著作因缘与论学大要。“书中有书”则是该书尚分“绪说”、“通论”与“专论”三大卷，可各自独立成篇，复又前后呼应，互为文本。

一代大儒朱熹，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寿七十有一。在中国思想史上，他系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而且奠定了尔后八百年的学术规模，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可是《朱熹的历史世界》既非他的生平传略，亦非他的思想阐释;观其副题却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此似有避重就轻之嫌。其实这正是余教授匠心独运之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

按朱熹少时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终其身孜孜不倦，其为学博大精深，经、史、子、集，罔不究心;易言之，他于今日文、史、哲领域均留下了极为丰富可观的成绩，可供后人钻研。因此向来的研究遂集中于学术层面的探讨，这原无可厚非。

相对于学问的成就，朱熹的政绩殊不成比例。朱熹的高弟——黄榦，在为其师所撰的《行状》中，总结朱子的从政纪录时说道:

(朱子)自筮仕(出仕)以至属纩(辞世)，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

关于“立朝四十日”，余教授有极精辟的考辨(详见该书第十章“孝宗与理学家”)。更重要的，黄榦的结语“道之难行也如此”，适一语道尽朱熹一生政治活动的困顿。而这恰是余教授分析的起始点。

原来就在上述引言之前，《行状》有一段话读来颇为唐突，黄榦一边为其师的忧国情怀见证道:“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这段话情词恳切，令人动容;然而黄氏笔锋突然一转，复写道:“然(先生)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要之，朱熹绝非矫情做作之人，然而进退辞受之间，却如此煞费周章，的确让人费解。

吾人倘只欲求得浮泛之解，黄榦的说辞信手拈来即可敷衍了事，黄氏就当褒扬其师道:“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可是这终究仅止于赞扬之辞，对理解朱熹行事何以如此自高自贵，并无太大的帮助。

为谋彻底解开此一谜团，余教授遂拉长分析的焦距，将观察的焦点延伸至北宋。在那段时期，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获得空前的发展，非但“以天下为己任”，且直逼“与君共治天下”的态势;而正是这种政治基调的延续，使得南宋理学以道自任，立于参政的制高点而不坠。

理学与政治的关系素来若隐若现，故学界乏人问津，其中的曲折复非三言两语可以交代得清楚。余教授于是以本书的大半篇幅，去完成此项披荆斩棘的工作。(www.daowen.com)

开宗明义，余教授便厘清了“道统”与“道学”的纠葛;复假途剖析古文运动与新学、道学的形成，点出道学家“辟佛”的真相。本书的重头戏当然是宋代政治文化的特色，以及“士”的地位;顺此而下，自然涉及党争与南宋理学的崛起。其中所涉的学术起伏，例如北宋儒学的复兴、新学与道学的交锋与最终朱学的胜利，以及孔庙从祀制等，均可从旁佐证。

在剖析的过程中，余教授胜义迭出，譬如考出“国是”的政治运作，为两宋政治史添写了崭新的一页;另外，上篇中理出“道统”、“道学”的原始真义，下篇里阐发朱、陆(九渊)“皇极”争辩的政治涵义，均是道前人所未道。

细言之，“道学”原指“黄老之学”，自宋初始渐取得今义。这与《宋史·道学传》的论断“‘道学’，古无是也”全然吻合。而“道统”一词，则迟迄南宋方才出现。记忆所及，朱门后学王柏于跋《道统录》时，载有段话足可印证余氏的分析:“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2]

此外，历来攸关“皇极”的论辩，若非深陷字义训诂的泥沼，即是溺于捕风捉影的玄虚之谈，而余教授适时的政治诠解，令人豁然开朗，大惑顿解。

须知宋明理学的研究，总是留滞在概念层次的论辩，无多新义，而方法陈旧不堪，又早为人诟病。相形之下，余教授结合政治史与文化史的进路，确实耳目一新，而所涵盖时序之长与范围之广，复非西方“新哲学史”(以史基纳［Quetin Skinner］为代表)所能望其项背。

最后姗姗来迟的是书中的主人翁——朱熹，透过他的政治活动，余教授勾勒出理学家彼此声援的政治网络。可见理学家“异中有同”，“异”的是学术宗旨，“同”的是政治立场。

依据官修《宋史》，宋世内禅者四，南宋居其三。高宗首启其例，继之孝宗、光宗，迄宁宗止，一脉相传，禅让几成皇位继承的惯例，此事颇是蹊跷。而朱熹的从政生涯亦缘“历事四朝”，随之起伏不定。

其实，赵氏父子的缉熙而让，只不过为了掩饰皇室汹涌的暗流。易言之，皇室的矛盾与外廷的党争，恰恰组成南宋政治的二重奏。而余教授倚其史识，辅以现代的心理分析，遂得发幽抉微，一五一十道出事情的原委。尤其他刻画光宗的“失心疯”，直若亲睹，令人拍案叫绝。而该章将史料与心理分析的概念融合无间，允称中国心理史学的最上品。观此，余教授依题命意，再次展现其多元的研究进路。

在“绪说”部分，余教授并不讳言他的研究取径迥异于时下以望空为高的流行进路。他颇引以为傲:书中的立论，咸得自辛勤爬梳的原始资料。套句朴学大师——顾炎武的名言，即是取“采山之铜”所精铸的良币。这点他不愧为敢言的历史大家。

于他之前，以道统论为代表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主导了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的解释。依此陈说，“道体”系永恒的存在，留俟后人恍兮惚兮地把捉，而“道学”的发展遂超越时空，无涉具体的历史情境。在此一观点的投射之下，宋明理学家竟似不食人间烟火的迂儒，成天苦思冥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精义。若套用余教授本人的用语，这类成说系学术“两度抽离”的产物。首先是把“道学”从儒学抽离出来，其次再将“道体”从道学抽离出来，最终竟是生活与学问互不相涉。而余教授的贡献便是重塑理学的人间世关怀，而非将理学通化约为政治的问题。

此一睿见得来委实不易。当下哲学史的工作，虽真能辨析入微，发先儒所未发，犹恐深锁在道统叙事的桎梏里。究其极，连当代新儒家的论述竟无非是传统大叙事的翻版。是故，余教授得及时戳破传统的迷思，不只具有解放的效果，而且树立了一个研究的新典范。

平心而论，中外固然有别。余教授之所以能洞悉个中底蕴，自然得力于他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但在意向上，却与后现代不谋而合。较诸西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西方形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余教授所从事的历史解析工作毫不逊色。

有趣的是，余氏的业师——钱穆先生，晚年以《朱子新学案》名重于世;而余氏的及门——田浩(Hoyt Tillman)复以《朱熹的思维世界》风行大陆、台湾及香港。由此观来，余氏的巨著无疑寓有承先启后之志，吾人谨拭目以待。

刊于《哈佛人》2003年第7期;又刊《读书》(大陆)2003年第9期;收入《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注释】

[1]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上册512页，下册600页。

[2]《鲁齐王文宪公文集》卷一一，页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