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狂士——王冕(1287?—1359)，经由吴敬梓(1701—1754)著名小说——《儒林外史》的渲染，他孤傲而才气纵横的形象，业已栩栩如生地烙印在广大读者的心灵，不只成为传统士人所景仰的偶像，也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吴敬梓置王冕为全书的首回，与其他章回所刻画的读书人庸俗不堪、令人发笑的丑态恰成对比，正符合作者所自述“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2]的用意，在艺术创作上，自是绝大的成功。但小文所要探讨的，却是历史的事实与文学创作之间，曲折的紧张性和创新性。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3]的惊世骇俗之举;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4]

但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代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却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王冕之死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其一，暴毙，其二，遇难。而两大原因各拥文献证据。^[5]

宋濂(1310—1381)的《王冕传》向来为后世所尊，^[6]王冕“暴毙”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明史》的依据。^[7]宋氏认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8]。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职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场，则与宋濂所述迥然有异。他特为表彰王冕对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别为立传，图欲上之“史馆”，希冀编纂者慎择，^[9]可见朱氏认真的态度。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生卒年不详)的说辞。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遂决定南栖归隐。^[10]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明军)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11]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12]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在艺术再现上，王冕这一人物则别有一番意味。盖以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虽仍存有大幅想象发挥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虚构的人物，多少受到时空与史实的若干制约;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若《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换言之，文学创作固然依违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却非完全受其范囿。视《儒林外史》为“稗官”文类的闲斋老人，便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13]。他举《三国演义》为佐证，说道:

《三国(演义)》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弑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14]

可见“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以“虚构”与“事实”的分辨，就可以一语道尽，其辩证关系需得逐一详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又，王冕原以“画梅”见长，倚此闻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提“梅花”，改以画“荷花”见著;按，“荷花”作为象征，不外取喻释教佛本身或载道工具，但核诸王冕生平素不礼佛、敬佛，则知非其所本。职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画荷的寓意，应与佛教无关。作者吴敬梓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颐(1017—1073)的传世名文《爱莲说》^[15]，将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转化作君子洁净高超的象征。

王冕似曾见过明太祖，明初刘辰(1334—1412)的《国初事迹》里，载有以画梅著称的王氏，曾赴金华见太祖，太祖待之颇厚，曰:“我克绍兴，看你做知府。”^[16]遂赐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该书类案牍之辞，逐条纪实，行文朴质，无所隐讳，应有所据。甚至复传有王冕曾献奇计于明军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却惨遭溃败，王冕得咎，遂受疏远。^[17]明人另有传言，云“洪武开国之初，所以待元绅士者极其优厚，奖其忠义而抑其顽钝、无耻者”;反讽的是，名列“忠义者”的王冕却落得如此下场:“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18]此似为太祖开脱之言。诸如此类遁词，不禁启人疑窦。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朱元璋与张士诚)，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1311—1375)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19]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疑团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无碍，遇上素轻儒生、拒听雅言且嗜杀的朱元璋，恐凶多吉少。太祖诛杀其义子亲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亲近儒生，胸怀怨望”^[20]。何况太祖毫不掩饰地径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21]王冕处境的艰危，可想而知。

惟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22]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23]

该书采宋濂之说，故将王冕入列“儒林”，但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史册的分类多有分歧。

吴敬梓则在两橛之间，借文学创作，将王冕刻画成始终如一的高逸之士，通过艺术加工，使其形象臻于完美，并超拔于历史枝节的纠缠。在《儒林外史》里，王冕最终选择躲避明朝征召，吴敬梓如此交代: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24]

观此，作者让王冕“得病而死”，且不曾“做王参军”，在史料两相对垒的夹缝中，开拓权宜的想象空间，也实践了他将王冕形塑成“嵚崎磊落”之士的宿愿。因为王冕即使怀有经世之志，并不见得愿意投效明军。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乃是多方势力竞逐的场域，包括旧有的元朝政权、新起的张士诚(1321—1367)和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回旋其间，委实令人难以适从。其生平遭遇，为各方势力各取所需，遂呈现传闻异辞的状态。

于此，顾颉刚(1893—1980)的“古史层累说”，也可适用在后世的历史人物上，例如王冕的境遇。原先朴质的原始记述，愈到后世，愈形丰富。即使事隔多年，好事者则捕风捉影、臆想出偌多追加之辞，甚至达到绘声绘影的地步，诸如明太祖与王冕生动的对谈内容。^[25]

析言之，攸关王冕的生死，既存史料的分歧与矛盾，在在使得发掘历史真相者，难以取得定论。相形之下，反倒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由于作者精心刻画，呈现了风格完整的理想形象，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盖吴敬梓所形塑的“王冕”，至能体现王冕的真精神(ethos)。王氏在晚年所作的一幅画中，即兴书写虚拟的“梅先生”，他人一望即知系王冕的自况之辞。《梅先生传》的文末，王冕借“太史公”的口吻总结道:

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26]

诚如其所述，则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否更加契合王冕的自我形象呢?果真如此，岂非印证了西哲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所说的“诗比历史拥有更为普遍真实的意涵”^[27]?!

刊于《书城》总第124期(2016年9月)。

【注释】

[1]小文撰写的过程，受到林胜彩博士协助以及黄元意同学的讨论，特此致谢。(www.daowen.com)

[2]吴敬梓，《儒林外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第一回。

[3]陆容，《菽园杂记》(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76］，第一四编)，卷十二，页1244。

[4]宋濂，《王冕传》，《芝园后集》(收入《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十，页1473。

[5]另有溢出历史的神仙说(若明末散文家张岱之辞)，则不予论列。见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民国七年绍兴印刷局重刻本)，页102b。

[6]宋濂，《王冕传》，页1473—1475。

[7]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八五，页7311。李景隆等撰，黄彰健校勘，《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卷七，页2a—2b(总页79—80)。

[8]宋濂，《王冕传》，页1475。

[9]朱彝尊，《王冕传》，氏著，《曝书亭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卷六四，页741—742。可惜官修《明史》终究仍本诸宋濂之说。

[10]徐显，《王冕》，氏著，《稗史集传》(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6］，史部第八七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页16b。

[11]徐显，《王冕》，页17a。该文复为时人张辰《王元章传》所本，参见陈遹声、蒋鸿藻纂修，《诸暨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修，宣统三年刊本，扉页题名“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一，《明张辰彦晖王元章传》，页18b—20a。

[12]徐显，《王冕》，页17b。

[13]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儒林外史》，页1a。

[14]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页1b—2a。

[15]周敦颐，《爱莲说》，《周濂溪先生全集》(收入《百部丛书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68］，第二六册·正谊堂全书第一函，据清康熙张伯行编同治左宗棠增刊本影印)，卷八，页1a。

[16]刘辰，《国初事迹》(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四六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秦氏绣石书堂钞本影印)，页4。关于该书评价，请参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五二，页37b—38a。

[17]徐勉之，《保越录》(收入《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第三九〇六册，据《学海类编》、《艺海珠尘》及《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页11—12。萧良幹等修，张元忭等纂，《绍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万历十五年刊本影印，1983)，卷四三，页22a。

[18]来集之，《倘湖樵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一一九六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一年倘湖小筑刻本影印)，卷九，页55a，56b。

[19]刘基，《竹斋集序》，王冕著，寿勤泽点校，《王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页290—291。

[20]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49沪初版)，页200。刘辰，《国初事迹》，页8。孙宜，《洞庭集》(成都:巴蜀书社，1993)，“大明初略三”，页506。

[21]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三九，页3987。并请参阅吴晗，《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

[22]此书指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时期刻印。

[23]沈椿龄等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影印，1983)，卷二五，页9a。

[24]吴敬梓，《儒林外史》，页12。

[25]郎瑛，《山农刺时》，氏著，《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九，页446。李西月编，《张三丰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卷二，“王山农”，页27b。

[26]王冕晚年(乙未年，即1355年)作“照水古梅轴”，右上方自题“梅先生传”。《梅先生传》收入寿勤泽点校，《王冕集》，页278。

[27]Aristotle，Poetics，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ed.Jonathan Barn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vol.2，p.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