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孔庙祭典的宗教意义之所以受到忽略，与近代的思潮亦息息相关。析言之，清末以来，传统礼制备受攻击，因此有心阐发儒家义理者，恒舍“礼”而就“仁”，谭嗣同(1865—1898)的《仁学》便是最经典的代表。^[81]自此以往，蔚为风潮。民国以来，自诩为新儒家者，从第一代至第三代，几乎无一例外。因此，“仁学”被奉为近代儒学思想的圭臬。清朝溃亡之后，中华帝国体制遂随之崩解，作为传统社会支柱的儒家礼教，更遭受全面的抨击。礼崩乐坏之后，梁漱溟(1893—1988)说的得当:“礼乐是孔教惟一重要的作法，礼乐一亡，就没有孔教了。”^[82]既无外显的形体(礼)，毋怪后起的新儒家只得高扬“心性之学”，朝“仁”的超越层面，寻求内在心灵的寄托，以致当代新儒家只敢高谈危微精一的“仁”，而不敢奢言文质彬彬的“礼”;岂非忘记孔子所谓“仁”，需“克己”、“复礼”互济，方能一日天下归仁。^[83]换言之，徒有精神层面的“仁”，而无有践形的“礼”，儒家难免成为无所挂搭的游魂，与现实社会两不相涉。职是，晚近的新儒家复受西方启示，^[84]只顾抉发形上层面的“宗教性”、“精神性”，顾此失彼，其前景委实令人担忧。

唯一例外的是，西方哲学家芬格列(Herbert Fingarette，b.1921)孤鸣独发，在1972年发表《孔子:即凡作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论证“礼”在孔子原始思想的枢纽地位。芬氏鉴于中外的儒学专家往往受近代西方哲学心理主义的影响，过度解释《论语》的内在主体(主观)思想。他受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展演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概念的启示，刻意彰显“礼”的行为意义，论证“仁”、“礼”乃一体两面，缺了“礼”，则“仁”无所指。^[85]这一提出，在西方汉学界造成极大的论战，但在东方则寂然罕闻。

且勿论芬氏的说辞是否周延无误，他确是无意中平衡了往昔只向“仁”一端倾斜的儒学。可是新儒家与芬氏固然在义理上有所出入，二者仍然只就儒家经典上“做文章”，却殊少留意传统儒教信仰者的实践层面:这包括了制度面的孔庙祭礼以及信仰者主观的认知。职是之故，探讨“孔庙”作为儒教的祭祀制度，于当前显得特别迫切。因为作为儒教礼制核心的孔庙，民初以来同受到极大的破坏与蔑视，造成原有的宗教意涵闇暗不明、隐而未发。

归结起来说，个人探究儒教进路，若有任何特点的话，首先系受西哲维根斯坦的启发，得以摆脱宗教定义的纠缠。^[86]这项转向毋乃是祛除观念障碍的工作，属于“破”的成分居多。而所“立”的，则是径取孔庙作为圣域，以剖析儒教的宗教性格。也就是说，聚焦儒教的空间实践，而暂拟搁置经义的争执，希冀孔庙圣域的探讨可充作一把钥匙，适时解开儒教的宗教之谜。

刊于《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東アジア文化交涉學の新しい展望》别册8(大阪: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12年2月);收入《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北京:中华书局，2014);又收入《儒教的圣域》(香港:三联书店，2015);又收入《思想的芦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注释】

[1]Abraham Kaplan，The Conduct of Inquiry: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San Francisco: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64)，p.11.

[2]顾颉刚，《古史辨》(台北:明伦出版社，据朴社1926年初版影印，1970)，第一册，《自序》，页31。

[3]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台北:中国礼乐学会，据光绪四年刊本影印，1977)。

[4]例如《圣经》(the Bible)之于基督教，《可兰经》(the Koran)之于回教，《吠陀》(the Vedas)之于印度教。

[5]参见Bryan S.Turner，Religion and Soci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1)，pp.15-16。

[6]Émile 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trans.Karen E.Field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chap.1.

[7]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p.26.

[8]詹姆士一方面认为所有宗教定义为徒然，另一方面即界定他所探讨的宗教心理原于“个人宗教”(personal religion)的范畴，而非“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pp.27-29.类似的研究策略在晚近探讨宗教现象的著作中，依旧相当普遍。例如:泰勒(Charles Taylor，b.1931)于其巨著《俗世的世纪》里，明白知晓界定“宗教”(religion)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权挪“超越/内涵”(transcendent/immanent)的分辨，以剖析其所拟定的议题。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

[9]Max 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trans.Ephraim Fischoff(Boston:Beacon Press，1964)，p.1.

[10]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rans.and ed.Edward A.Shils and Henry A.Finch(Taipei:Rainbow-Bridge Book Co.，1971)，p.115.

[11]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p.116.

[12]Talal Asad，Genealogies of Religion: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29.

[13]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G.E.M.Anscombe(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68)，p.32.

[14]例如《作为宗教的儒教:一个比较宗教的初步探讨》一文。初载《亚洲研究》(香港)23(1997):184—223;后收入拙著《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200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允晨版页49—87，北大版页117—143。另收入游子安编，《中国宗教信仰——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2006);以及陈明编，《儒教新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页43—63。日译本《宗教としての儒教——比較宗教による初步的檢討——》，奥崎裕司、石汉椿编，《宗教としての儒教》(东京:汲古书院，2011)，页74—110。

[15]例如《圣贤与圣徒》一文。初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3(2000.9):509—561;后收入拙著，《圣贤与圣徒》，允晨版页89—179，北大版页144—204。

[16]参见Aydan Turanli，“Nietzsche and the Later Wittgenstein:An Offense to the Quest for Another World”，The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26(Autumn 2003):55-63。

[17]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trans.Walter Kaufmann and R.J.Hollingdale(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p.80.

[18]例如:唯物论者恩格斯(Engels)对观念论者费尔巴哈(Feurbach)的批评。参见Frederick Engels，Ludwig Feu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London:ElecBook，1886)，pp.32-33。

[19]陈焕章，《孔教论》(收入《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据孔教会1913年版影印，1992］)，第四编第二册，页2—3，93。

[20]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据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本重版，1987)，卷一，页69。

[21]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1917年1月北京)，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页724—725。蔡氏甚至说“国教”亦不成一名词。

[22]康有为，《孔教会序二》(1912年10月7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册，卷三，页735—736。

[23]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第二册，“文集之九”，页53;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页69—70。

[24]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文集》第二册，“文集之九”，页52。

[25]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文集》第二册，“文集之九”，页52。

[26]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1898年6月19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卷一，页282。

[27]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1902)，《饮冰室文集》第二册，“文集之十”，页45。

[28]详细的论证，请参阅拙作，《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古今论衡》22(2011.6):33—60;收入香港中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第一〇辑，页177—202;又收入《从理学到伦理学》，允晨版页265—313，中华版页236—281。

[29]请参阅拙作，《作为宗教的儒教》。

[30]基督教在历史上有繁复的面貌。简略的基督教发展史可参阅Jaroslav Pelican，“Christianity”，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ed.Mircea Eliade(New York:Simon＆Schuster Macmillan，1995)，vol.3，pp.348-362。

[31]请参阅拙作，《解开孔庙祭典的符码——兼论其宗教性》，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页535—558。日译本:《伝统中国における孔子廟の祭典とその宗教性》(林雅清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東アジアの儀礼と宗教》(东京:雄松堂出版，2008)，页139—165。

[32]揆诸事实，世上的芸芸众生有多少人是研读了宗教经典(例如:佛藏、道藏的文本)之后，才去参拜庙门的?答案恐甚少。这只要在古刹名寺门前，拦住信众一问究竟，则知不无根据。

[33]请参阅拙作，《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34]冯梦龙辑，《古今小说》(收入《古本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三一辑第一至四册)，卷一三，《张道陵七试赵升》，页1a(总页553)。

[35]请参见拙作，《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5.2(1994.6):1—82。后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2004;北京:中华书局，2010)，允晨版页217—311，中华版页185—260。

[36]陈焕章，《孔教论》，页27。

[37]陈焕章，《孔教论》，页27。

[38]陈焕章，《孔教论》，页27。

[39]关于孔庙与学校环环相扣的历史演进，请参阅拙作，《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86.5(1993.5):8—34。后收入《优入圣域》，允晨版页201—203，中华版页171—172。陈焕章以“孔林”为儒教的“圣地”，其实“孔庙”亦是“圣地”，特为点出。民初一位中国通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1874—1938)虽认为儒学非宗教，但见到国家祭孔典礼时，却很难不将这看作与基督教相对应的异教的仪式和教堂。Reginald F.Johnston，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The Lewis Fry Memorial Lectures 1934-35，Delivered at Bristol University(New York:D.Appleton-Century Company，1935)，p.77.中译本:庄士敦著，潘崇、崔萌译，《儒学与近代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页60。

[40]转引自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67—68。另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第一五册，“宗教类(稗37)”，“青回回教”，页40。

[41]杨永昌，《中国清真寺名称的由来及其沿革》，氏著，《漫谈清真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页1。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赐乐业，或翻以色列，犹太民族也。”(页77)(www.daowen.com)

[42]祥迈，《辩伪录》(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五二册)，卷三，页770c。

[43]参见蔡美彪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页314“迭屑”条，页334“弥失诃”条，与页478“答失蛮”条。又，“达失蛮”一作“答失蛮”。

[44]汤鹏，《浮邱子》(长沙:岳麓书社，1987)，卷一一，《原教上》，页337。

[45]JoséCasanova，“Public Religion Revisited”，in Religion:Beyond a Concept，ed.Hent de Vrie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1-119.传统的公共宗教与晚近的公共宗教有所不同，后者着眼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公共宗教则请参阅JoséCasanova，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46]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御题万世师表刻石》，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济南:齐鲁书社，2001)，下册，页800。按，该书虽较为系统地整理孔庙碑文，但仅止于曲阜一隅。地方上尚有为数众多的碑文，可资参考。举其例: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参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台北:华正书局，1975)，页283—284;柳宗元的《道州文宣王庙碑》、《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参见《柳宗元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120—126。

[47]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1985)，卷一，《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页15a—b。

[48]洪适，《隶释》卷一，《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页18a。

[49]洪适，《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页26b。

[50]魏文帝，《黄初元年鲁孔子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62—64。陈寿的《三国志》则系于黄初二年(221)，参见陈寿，《三国志》(台北:鼎文书局，1983)，卷二，页77—78。

[51]元成宗，《大德五年重建至圣文宣王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248。

[52]元仁宗，《至大四年保护颜庙禁约榜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页258)

[53]元文宗，《遣官祭阙里庙碑》(天历二年［1329］)，孔贞丛，《阙里志》(明万历年间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卷一〇，页40b。

[54]明太祖，《洪武元年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349。

[55]转引自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雍正五年“雍正谕礼部”，页12b。

[56]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吕维基修孔庙疏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下册，页681。地方官甚至怀疑，“近来荒灾异常，未必非文庙失修所致，修理一节，决难迟缓”。

[57]叶盛著，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一九，“太宗文皇帝御制重修孔庙碑文”(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十九日立石)，页191。并比较明孝宗《弘治十六年重立永乐十五年御制重修孔子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作我士类，世有才贤。左我大明，于斯万年。”(页443)又，成祖庙号原为“太宗”，至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方改为“成祖”。

[58]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制诏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250。另，《石头上的儒家文献》将此事误植为成宗所为。查元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春正月崩，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七月武宗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来年(1308)方改年号为至大。见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二二，页484。

[59]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卷九，页6下。

[60]元惠宗，《后至元五年御赐尚醴释奠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290。

[61]请参见拙作，《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4(1990.12):917—941;后收入拙著，《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25—163，中华版页107—137。英译本见“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utocracy:The Confucius Temple and Ming Despotism，1368-1530”，trans.Curtis Dean Smith and Thomas Wilson，in On Sacred Grounds:Culture，Society，Politic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ed.Thomas A.Wils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67-296。

[62]明思宗，《崇祯十三年王浃仁谒圣八咏诗碣·第一首“朔蚤谒圣庙”》，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下册，页705。

[63]参阅朱熹著，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卷八六。

[64]参见明宪宗，《成化十二年褒崇先圣礼乐记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409。另，《石头上的儒家文献》误植此文标题为成化十年(1474)。

[65]志盘，《佛祖统纪》(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九册)，卷四七，宋孝宗谓:“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页430a)

[66]见光绪廿四年四月初十日《申报》9022(1898年5月29日)，第一版《阅报纪毁圣讹言一则率书其后》云:“文庙……非寻常祠宇可比，可以任人入内游观。”

[67]秦蕙田著，卢文弨、姚鼐等校，《五礼通考》(桃园:圣环图书公司，据味经窝初刻试本影印，1994)，卷一一七，页1b。

[68]严复，《保教余义》(1898年6月7日—8日)，林载爵编，《严复文集编年(一)》(收入《严复合集》［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第一册)，页157。

[69]严复，《保教余义》，林载爵编，《严复文集编年(一)》，页157。

[70]严复，《保教余义》，林载爵编，《严复文集编年(一)》，页157。

[71]康有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1897年5月17日)，姜义华、吴根梁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二集，页621。

[7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一卷)，页44。

[73]陈确，《陈确集》(台北:燕京文化出版公司，1984)，卷七，《圣庙议》，页190。

[74]梁发，《劝世良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美国哈佛大学藏本，1965)，卷一，《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页5a—5b。

[75]梁启超，《变法通议》(1896)，《饮冰室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49。

[76]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49。

[77]参阅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雍正五年春二月谕内阁”，页11b—12a。

[78]转引自陈垣，《孔子诞感言》，陈智超编，《陈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第一册，页49。

[79]陈垣，《孔子诞感言》，陈智超编，《陈垣全集》第一册，页49。

[80]试比较陶希圣，《梓潼文昌神之社会史的解说》，《食货月刊》复刊2.8(1972.11):1—9。

[81]谭嗣同，《仁学》(收入《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册)，页289—374。

[8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香港:自由学人社，1960)，第四章，页140—141。

[83]参见朱熹，《论语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六，“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页131)

[84]Peter van der Veer，“Spirituality in Modern Society”，in Religion:Beyond a Concept，pp.789-797.

[85]Herbert Fingarette，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New York:Harper＆Row，1972).奥斯汀的语言分析哲学，则见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文本根据为1955年奥氏在哈佛大学一系列的讲稿。

[86]《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作者劳尔思(John Rawls，1921—2002)亦曾自道，他能逐渐发展自己的“公平理论”的原因之一，在于放弃以往分析哲学的讨论方式，避免为“字义”的“厘清”纠缠不休。参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