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迥异于“私人宗教”，儒教的祭孔主要为“昭一代文明之治”^[64]的集体诉求(collective appeals)，而非邀个人的福祉。诚如传统对三教的分疏:儒教旨在“治世”，而佛教、道教却在个人的“修心”与“养生”上面。^[65]

同时，孔庙祭典只允许官员与儒生参加。即使下迄清代末叶，孔庙照旧是“非寻常祠宇可比，可以任人入内游观”^[66]。

就社会成员而言，士农工商，唯有士的阶级允予参与，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垄断性。是故，与一般百姓的关系，自然就相当隔阂。清初的礼学名家秦蕙田(1702—1764)一语点出百姓对孔子“尊而不亲”^[67]的情结，不啻道破此中的底蕴。清末的严复(1854—1921)复见证庶民百姓“无有祈祷孔子者”^[68]，他说:

今支那之妇女孺子，则天堂、地狱、菩萨、阎王之说，无不知之，而问以颜渊、子路、子游、子张为何如人，则不知矣。^[69]

他又观察道:“中国之穷乡僻壤，苟有人迹，则必有佛寺尼庵，岁时伏腊，匍匐呼吁，则必在是，而无有祈祷孔子者。”^[70]连当时保教甚力的康有为亦不得不坦承:“吾教自有司朔望行香，而士庶遍礼百神，乃无拜孔子者。”^[71]这无疑是着眼信仰者的行为而发。

冯友兰(1895—1990)在他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刊载了这么一段孔庙的趣谈:

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香。孔子的庙前很冷落，很少人去烧香。孔子有点牢骚。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吗?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然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牢骚呢!

冯氏在登录了这个笑话之后，复加了如是的按语:“这虽然是个笑话，但说的也是社会上的实际情况。”^[72](www.daowen.com)

然而“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并不止于此。在传统民间社会，与孔庙同属文庙系统的“梓潼庙”、“文昌庙”反而香火鼎盛，甚至达到“梓潼，则靡士而勿祀”^[73]的光景，而相形之下孔庙则见冷落，此一奇特的现象殊堪留意。譬如:在帝制时代，孔夫子所传的儒教经典原为科考最终的依据，然而考生却是向文昌、魁星祈求功名，而非向孔子本人，其亲疏于此尽见。这种情况，即使在今日的台湾依旧如此，台北的文昌宫每逢考试季节，七千盏光明灯不歇时销售一空;反观去孔庙祈求加持考运的考生，却寥寥无几。

其实，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传播福音的梁发(1789—1855)就指出:

(儒教)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74]梁启超在清末亦供出当时的学塾“吾粤则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矣!”^[75]梁氏又感叹道:

入学之始，(文昌、魁星)奉为神明，而反于垂世立教大成至圣之孔子，薪火绝续，俎豆萧条，生卒月日，几无知者。^[76]

按，孔圣诞辰向来官民殊少措意，原是历史的事实。迟迄雍正五年(1727)，孔子诞辰甫由异族统治者——清世宗定为斋日。^[77]但其继承者乾隆旋另持异议，认为“诞辰之说，出于二氏，经传不载。……士不通经，所宜摈斥”^[78]。其实，孔诞非但无法与释、老二氏相比，竟连与民俗神祇若观音、关帝、鲁班、罗祖均无法比拟。^[79]而文昌、魁星，民间一向认为是司命、司禄之神，与百姓有切身的关系，相较之下，孔子神格则显得模糊而遥远。

又，孔庙拒庶民于“万仞宫墙”之外，而文昌宫、梓潼庙则是大门敞开，欢迎四方信众。^[80]二者重要的差别可能存于:孔庙作为官方祀典，基本上是国家的宗教，而非个人的宗教(personal religion)，而文昌、梓潼却是地道的民俗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