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是，无须繁复的论证，最便捷的方式，竟是直接寻绎传统社会对儒教信仰的认知。例如:明人冯梦龙(1574—1646)的《古今小说》对儒教位列“三教”之一，便辑有一段极生动的记载:

从来混沌初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祖师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圣贤，佛教中出佛菩萨，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学成长生不死，变化无端，最为洒落。^[34]

上段引文一望即知，作者于道教别有偏爱;但无意中道出三教虽有不同，但儒教的成德者——“圣贤”，与释教的“佛菩萨”、道教的“神仙”却均为信仰的典范(exemplars)。这些圣者咸得从祀立教者，其中尤以儒教的孔庙法度最为森严，其位阶素为中华帝国所一体奉行。^[35]

民初陈焕章说得切中肯綮:“凡宗教必有教堂。”^[36]惟他又汲汲辩道:“不能谓惟佛寺、道院、清真寺、福音堂等始可谓之教堂，而夫子之庙堂，独不可谓之教堂。”^[37]他归结道:“孔教之教堂，则学校是矣，或曰文庙，或曰圣庙，或曰学宫。”^[38]陈氏之有是言，着眼正是传统的“庙学制”，孔庙与学校联结一体，有学必有庙。而“孔庙”正是儒教的教堂，儒教的圣地。^[39]

其实不劳陈氏多费口舌，传统的士人对此自有定论。举其例:明弘治二年(1489)所撰的《重建清真寺记》便明确表达此一观点。它如是记载: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则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释则有“圣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则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则有“一赐乐业殿”，尊崇皇天。^[40]

惟需注意的，此处言及的“清真寺”并非伊斯兰教(Islam)的聚会所，乃意指犹太会堂(synagogue)。^[41]观此，虽然四教属性有别，但儒教的孔庙同其他宗教的圣域(holy ground)竟毫无轩轾。

不但如此，儒教甚至可与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并驾齐驱。以元宪宗(蒙哥汗)与道士的对话为例，他说:

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42]

以上引言牵连甚广，有细绎之必要。首先，“先生”即道士的尊称，“秀才”望文即知为儒生。“迭屑”与“弥失诃”均为外语音译，意指基督徒与耶稣。“达失蛮”乃元代对伊斯兰教教士的通称。^[43]此一引言显然旨在宣示宪宗以释教为依归。但从我们关注的脉络，却能看出儒教可与其他宗教并排齐观的事实。这种认知，下抵清代末叶犹未曾改变。有位自号“浮邱子”的读书人便言:

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以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五。所谓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谓其教三，儒教而外，赘以道教、释教是已。所谓其教五，三教而外，赘以天主教、回回教是已。^[44]

显见在帝制中国，儒教与他教尚属同一范畴，直迄晚清，此一态势方始不保。

职是之故，一旦我们稍加浏览历代残存的孔庙碑文、地方志，以及大量私人文集中所录的“学记”、“庙学记”、“祭孔文”，甚或地方官循例所撰的“告先圣文”、“告先师文”等等文类，则信仰者或祭祀者心目中的“儒教”的宗教意象，立即跃然纸上。这些为数众多的文本，在在晓示儒教的宗教性质乃属官方的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45]换言之，也就是一般通称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而非今人较为熟稔的“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

以下，则略为拣择若干文本，以佐证上述断言。(www.daowen.com)

孔庙或孔子庙，顾名思义，系祭祀孔子以及历代杰出的先贤、先儒的儒教圣域，乃道统之所系。清圣祖(1654—1722)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进谒阙里孔庙，敬题“万世师表”，悬于大成殿内。^[46]这四个大字适透露孔庙主要的信仰者，不出统治者与士人阶级。

之所以致此，正是帝制时期，儒教与政治文化发展的积淀。按，自汉初以来，孔子从一介书生，逐渐演变成汉代政权的创制者。例如，现存最古之孔庙碑文见于《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该碑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文中即明白宣示:“孔子大圣，即象乾坤，为汉制作。”^[47]稍后，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的《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道:“孔子近圣，为汉定道。”^[48]更迟，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的《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也称颂孔子“主为汉制，道审可行”^[49]。

观上，孔子竟然神乎其神，能为数百年后的王朝定制，可见他已俨然成为“为汉立制”的先知。此例一开，后来的王朝则争相仿效，祭孔遂成“创业垂统，皇朝受命”的政教象征。举其例，魏文帝(187—226)履位之初，即访求孔氏圣裔，行祭孔之礼，并定调孔子“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50]。

原先缘孔子能“模范百王，仁极天下”，因此“后世愿治之主，莫不宗之”，^[51]日后则进而演变成规范性的成规，“有国家者所当崇奉”^[52]。元代的曹元用(1268—1330)把其中奥妙，讲得极为透彻。他说:

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53]

“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显然为儒生自贵之辞罢了。重要的是，曹氏道出统治者与祭孔之间互相为用的实情。

明代的创业之君——朱元璋(1328—1398)，在与孔家圣裔对话中，则更露骨地表白:“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先法度。”^[54]清代的雍正(1678—1735)于其上谕，也坦承:

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55]

“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雍正无疑道出尊孔的底蕴。

盖历代统治集团祈求孔子“护国脉，安民生”、“文教昌明，举国蒙庆”，屡见不鲜。^[56]明成祖(1360—1424)即祈求孔圣道:“作我士类，世有才贤。左我大明，于斯万年。”^[57]而元武宗(1281—1311)在加封孔圣“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谥号时，尚祈孔夫子“尚资神化，祚我皇元”^[58]，均是此一心态的具体表征。而这正是传统公共宗教的特色，而为今人所忽视。

因此，祭孔一事不止泽及孔家子孙，明武宗(1491—1521)便敕告孔氏家人:“兹惟我国家之盛事，非独尔一家之荣也。”^[59]其实，不止于孔家的殊荣，连儒生都与有荣焉;朝廷命官咸额手称庆:“岂惟孔氏子孙有光，实天下儒服之士举有光也。”^[60]惟必须提示的是，并非所有统治者均对孔庙祭祀优崇有加，例如:明太祖曾一度停止天下通祀孔子;明世宗则借孔庙“毁像”、减杀祭孔礼仪，压制士大夫集团。^[61]惟终究无法抹灭孔庙作为儒教圣域的事实。

按，孔庙乃“道统之所系”，本系儒生精神的原乡，因此晋谒孔庙遂成文人雅士朝圣之旅，特别是参访阙里孔庙，意义尤为非凡，致有“幸遂平生愿，今日获登龙”^[62]之叹。以曾为地方官的理学大儒——朱熹(1130—1200)为例，举凡任官、辞官，均撰有“告先圣文”、“谒先圣文”、“辞先圣文”，以虔告先圣之灵，无一非以阐扬斯文为己任，使天下学者知所依归。^[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