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今日的境遇，表面上似乎可以“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一语带过;但另一层原因，可能出于长久凝塑的政治象征，一时难以厘清。兹举台北孔庙为例说明。台北孔庙由于场地面积的限制，几乎每年都会引发举行“六佾舞”或“八佾舞”之争。但欲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能摆脱“六佾舞”或“八佾舞”的政治意涵，而非卷入古代礼制(诸如对孔子行“八佾舞”是否僭越等等)不合时宜的无谓之争。要之，自帝制时代明定孔庙(京师与阙里孔庙)举行八佾舞以来，只有地方政府(州县)举行六佾舞。此外，台湾曾一度热烈讨论孔庙归属的问题，究竟应直属领导人办公室，或隶属内政事务主管机关，还是教育事务主管机关?结果亦缘论久而难定，不了了之。但，孔庙与孔裔顿时似乎变成文化弃婴，亟待认领。相形之下，孔庙祭祀传统上目之为“国之大祭”，唐代以来定为“中祀”，^[29]清末特升为“大祀”;^[30]孔家圣裔更为帝王奉若上宾，位列文臣之首，优遇有加。两相比较，时风易势，不可同日而语。

要之，孔庙绝非是封建文化的残余物，以致在今日社会格格不入。放眼邻近的日本、韩国，仍视孔庙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并无上述尴尬的处境。是故，孔庙必得经过“去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程序，使得“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如此，孔庙方能恢复本初的面目，以求在当今社会重新觅得文化定位。孔庙如能经过政治净化的程序，甚至转成民间团体，必能重获定位，融入现时社会之中。

然而，孔庙重获社会肯定，也只是恢复文化运作的外缘要件而已。孔庙祭祀制度能否全面恢复，或是否必须加以局部改造，则是另一件必须思考的问题。例如，昔时孔庙礼典例由官吏主祭，在今日民主社会里，是否应由民间团体主其事，并鼓励民众多加参与，使之成为具有文化意义的民间活动，这就关系儒家思想能否发挥往昔“大训生民，师范百王，仪轨千载”的作用，否则孔庙文化徒流于形式，并不具有任何实质的社会意义。

此外，孔庙礼制的核心部分——“从祀制”，在旧时代是象征道统之赓续，官方因此奖掖右文，希望名儒辈出，进而身后入祀孔庙，增辉圣朝。^[31]但衡诸当前“道术为天下裂”，儒家思想是否稳居主流意识，不无疑问。更重要的是，目前文化趋势讲究的是多元发展，并尊重个体的歧异性。纵使退而求其次，儒家内部欲求得“至当归一，精义无二”的共识，亦非易事。问题的症结即出在帝制时代里，重视的是正统思想的齐一性，孔庙从祀人选概由儒臣廷议，最终由最高政治权威——皇帝裁决，其过程审慎而漫长。从祀诸儒因“议久难定”，拖上数十年之久，历经数主，方告底定，亦大有人在。然而处于当前，由谁来决定“道统”的性质或儒学的时代精神?又有谁足负社会的重托，以审核或变动从祀人选?这的确费人心思。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孔庙实借着“从祀制”的运作，以期与当代的儒学思想与时俱进，历久弥新。距今最近一次的从祀更动，是民国八年(1919)颜元、李塨增祀孔庙，其意义在反映当时讲求实学的思潮。^[32]但若就此维持祀制不变，则不啻认定民国八年的孔庙更置是儒学的“最终审判”，而得以亘古不变。然而，孔庙从祀制却可能从此僵化，而欠缺时代意涵。举例来说，孔子明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3]孔门本“学”、“思”并重，孟子、荀子各有所承;西汉以来，荀子之学兼具传经与传道之功，而明代中叶，缘心性之学盛行，荀子竟遭黜祀。^[34]以今日的观点度之，极为不妥。是故，荀子倘若得以复祀孔庙，即可代表时下的学风，而孔庙立可获得另一番新鲜活泼的意涵。

理论上，孔庙从祀诸儒的进退目的，在反映各个时代儒家主流思想的动态。就文化设计的立场，孔庙从祀制深具历史意识;因此若少却从祀的运作，孔庙本身就隐没于历史之中，成为过去历史的纪录。换言之，孔庙从祀制的停滞，仪式上象征了儒家文化的结束或死亡;孔庙及其所象征的儒家文化，则沦为博物馆式的陈列物，儒家思想成为“考古的对象”，至多仅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却与现实社会两不相涉。

套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语式:举行或不举行孔庙从祀制，兹事体大。毫无疑问，孔庙从祀制的恢复与否，对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与心灵层面，都将是莫大的难题与考验;就在这里，我们亟待所谓真正“创造性的转化”出现。

最后，我想以主观式的随感，作为本文的结语。每回过目清代孔家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1787—1841)的墨迹“守口不谈天下事，知心难得二三人”，总觉得其落寞之情，溢于言表，实在难以想象这副对联出自一位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且贵为天下第一家的主人者之手。然而，今日我们重提孔庙的问题，并非为孔氏一家一姓着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及其所衍生的困境。

刊于《当代》86(1993年6月);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2004;北京:中华书局，2010)。

【注释】

[1]拙文感谢沈松桥学兄之赐教。

[2]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

[3]参见朱熹，《论语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六，“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页131)

[4]参见拙作《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陆杂志》86.5(1993):8—34;后收入拙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北京:中华书局，2010)，允晨版页163—216，中华版页139—183。

[5]胡适，《吴虞文录序》(1921年6月16日)，《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第一集，卷四，页797。

[6]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1日)，《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卷一，页94。

[7]参见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卷一一，“告子章句上”，页336。Tse-tsung Chow，“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Arthur F.Wright(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88-312.

[8]关于孔庙祭祀制度在历史长流中成形及演变的情状，拙文《权力与信仰》(见《优入圣域》)里有详述。

[9]东汉献帝初年，孔氏国绝失传。范晔，《后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83)，卷七九上:“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及莽败，失国。……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页2563)

[10]例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访求孔氏后裔，得孔氏二十一代孙孔羡，立为“宗圣侯”;见陈寿，《三国志》(台北:鼎文书局，1983)，卷二，页77—78。隋炀帝访求孔氏苗裔，立三十二代孙为“绍圣侯”;见魏征等，《隋书》(台北:史学出版社，1974)，卷三，页72。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博求孔子后;见刘昫等，《旧唐书》(台北:鼎文书局，1981)，卷一，页9。

[11]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并于南方京畿首次设立宣尼庙，专供祀孔之所。房玄龄等，《晋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九，页235。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九，页283。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台北:鼎文书局，1981)，卷一五，页373。

[13]吕元善，《圣门志》(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三三一八至三三二一册，据盐邑志林本排印)，卷一上，页18。(www.daowen.com)

[14]例如:妈祖庙仅分布于东南沿海。

[15]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台北:中国礼乐学会，据光绪四年刊本影印，1977)，卷一，页12a—12b。

[16]雍正云:“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转引自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雍正五年谕礼部”，页12b。

[17]孔贞丛，《阙里志》(明万历年间刊本)，卷一〇，页40b。

[18]参见拙文《权力与信仰》。

[19]脱脱等，《宋史》(台北:鼎文书局，1978)，卷三五一，页11101。

[20]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第二九五至二九七册)，卷三五，页516。此一诏令应是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所颁《先圣庙岁时祭祀禁约搔扰安下》，之后亦屡下类似的诏令。参见佚名著，王颋点校，《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一，页12;卷二，页41—42。

[21]朱国祯，《涌幢小品》(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84］，第二二编第七册)，卷一九，页3a。

[22]张岱，《陶庵梦忆》(收入朱剑芒选编，《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上海:世界书局，1947］)，《孔庙桧》:“己巳，至曲阜，谒孔庙。贿门者，引以入。”(页9)己巳是明崇祯二年(1629)。这种状况在民初无大改变，蒋维乔于民国二年(1913)谒曲阜孔庙，仍需“有人引导，持钥启各殿宇”。蒋维乔，《曲阜纪游》(收入王文濡序、姚祝萱校，《新游记汇刊续编》［上海:中华书局，1925］)，第一册，卷之七，页20。

[23]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4月29日)，《且介亭杂文二集》(收入《鲁迅全集》［台北:唐山出版社，1989］第八卷)，页102。

[24]譬如:明朝嘉靖帝之于道教，清朝雍正帝之于喇嘛教。

[25]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第一册，“文集之一”，页49。

[26]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49。

[27]大略而言，目前祭孔中国大陆采“清制”，台湾采“明制”;最显著的差别是八佾舞生的衣着，大陆着红色，台湾着黄色。

[28]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上册，卷二〇，《咏良知四首示诸生》，页790。

[29]在《唐六典》及《大唐开元礼》，孔子释奠礼均列为中祀。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四，页120。萧嵩等奉敕撰，《大唐开元礼》(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六四六册)，卷一，页1a—1b。

[30]光绪三十二年(1906)，诏升孔子为大祀。见赵尔巽等著，启功等点校，《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二四，页957。

[31]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5.2(1994.6):1—82;收入拙著，《优入圣域》，允晨版页217—311，中华版页185—260。

[32]民国八年1月3日，北洋政府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以颜元、李塨师徒从祀孔庙:“孔子道赞化育，陶铸群伦。自汉以降，代致崇典。……至于升堂入室之序，尤以躬行实践为归，不有表章，焉知遵率。先儒颜元、李塨，清初名硕，生平著书立说，本原仁孝，归功实用，深得孔子垂教之旨。……兹据内务部以颜李两儒有功圣学，呈请从祀两庑，位汤斌、顾炎武之次。事关祀典，咨度佥同，应予照行。”见《教育公报》6.2(1919年2月20日)，“命令”，页2;复印件见《政府公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另可参见骆承烈、郭克煜主编，《孔子故里胜迹》(济南:齐鲁书社，1990)，页94—101。

[33]参见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第二”，页57。

[34]荀子自北宋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年间遭到罢祀。详见拙文，《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上册，页477—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