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庙与普通民众的距离，鲁迅(1881—1936)有一段颇为传神的叙述。他说:

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孔子)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23]

鲁迅之所以说权势者一直把孔子抬到吓人的高度，是着眼历史上的王朝往往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据。统治者即使私有所好，也只得行诸内廷，而非公诸天下。^[24]所以，儒家作为经国济民的意理基础甚少动摇。职是之故，孔子形象不断升高，孔庙祀典亦循着水涨船高之理，历代迭有增益。

至于鲁迅言及人们少去孔庙参拜，衡诸眼前的事实，语必非假。个中原委极可能是孔子思想既缺乏“形上”趣味，也找不到超越的“人格神”，又无“彼世”的宗教泊地。这种理性的人文主义或许可以满足儒生与统治阶层的集体意识，但就芸芸众生的心理需求而言，儒家思想在解释个人切身的苦难时，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庶民一有困惑，只会想到求神问佛，也就是鲁迅所说，只会去佛寺、神庙，而不会去参拜孔庙。事实上，鲁迅所处的时代已是民国，孔庙早开放给民众参观，但人们依然沿袭旧社会的祭拜习俗，敬孔庙而远之，罕于涉足其间。

此外，在传统社会，与孔庙同属文庙系统的“梓潼祠”、“文昌庙”香火鼎盛，本无足为奇。但相形之下，孔庙反见冷落，则甚值留意。梁启超(1873—1929)在清末就慨然指出当时的学塾:“吾粤则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矣!”^[25]梁氏又感叹道:(www.daowen.com)

入学之始，(文昌、魁星)奉为神明，而反于垂世立教大成至圣之孔子，薪火绝续，俎豆萧条，生卒月日，几无知者。^[26]文昌、魁星，民间向来认为是司命、司禄之神，与百姓有切身的关系;相较之下，孔子神格则显得遥远而模糊。二者重要的差别可能在于，孔庙作为官方祀典，基本上是国家的宗教，而非个人的宗教。

“祭孔”如同“祭天”，是统治者的专利。在特别时期，是皇朝改朔易色或新王登基必行的象征仪式;在平时，则为国家春秋定期举行的常典。换言之，祭孔已成为帝国运行不可分割之一环，并非百姓得以“觊觎”。

随着清朝政权的崩溃，士人阶层瓦解，孔庙祭祀制度顿时失去体制的凭依，只得从原本政教一体的帝制分解出来，重新在现代社会寻求立足点。但回顾民国以来的历史，孔庙制度饱经冲击，迟迟难以定位;因此只得以“妾身未明”的状态，居处于社会的灰色地带。只有在每年两岸孔子诞辰举行祭孔典礼时，才稍稍唤起人们的记忆;节日一过，又在脑后。原因无他，孔庙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边缘化了，不再是新社会的政教核心。

不止于此，孔庙凄凉之际遇，援下列事例即足以阐明无遗。1992年，中国大陆报载拟组团前往韩国考察、学习孔庙祭典;^[27]此岂非成了王阳明(1472—1529)的诗句“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28]所讥刺的对象?1991年，台湾桃园新修孔庙，竟不知孔庙建筑的独特风格，反以佛寺道观作为蓝本，甚至将象征“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的通天柱加上华盖，殿门门钉亦任意加以增饰。凡此，均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