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检视孔庙发展史，“政治”这股势力正是主导其兴衰的决定因素。即使以“新文化运动”著称的“五四”，其掺杂的政治考虑亦显而易见。“五四”针对袁氏复辟及效从者(若张勋等)滥用儒家文化象征(例如祭孔)，进而导致反对一切有关孔庙的文化，这种连锁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而“政治”这个因素，适与孔庙之起伏相始相终，这无异提供了孟子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7]的最佳历史见证。

传统上，孔庙本来即列为国家祀典的官庙系列。孔庙从汉初由家庙、祠堂转为官庙开始，统治者的政治力量即不断介入其中。在历史宗教之中，孔庙作为儒家官方的祭祝系统，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一是维持“万世一系”的奉祀者长达两千多年，历代爵称不一，但名目上就是孔子的嫡裔子孙。二是孔庙遍布各州县，其释奠主祭者按例由地方长官出任;除阙里孔庙之外，京师孔庙更具有独特的政治宣示作用。^[8]

由于原初的孔庙(阙里)拥有家庙兼官庙的双重性质，是故，奉祀者必得与孔子具有血缘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汉末，奉祀孔裔已国绝失传;^[9]然而后来的人君，为了维持此一传统，不得不透过“访求”或“议立”的方式，刻意塑造“万世一系”的圣裔，以维持祭孔的正当性。^[10]

迄东汉之末，孔庙祭祀仅局限于孔子故乡——阙里一隅。但意外地，中国北方(包括曲阜)沦入胡人之手，为了祀孔，南方王朝只得在京师另起炉灶，从此开启孔庙向外地拓殖的契机。^[11]经过南、北政权竞立孔庙，循至大唐帝国统一全国之后的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12]这是官方由上至下推行孔庙祭祀制度最彻底的举动。明代时，有人曾统计过，中国境内孔庙竟达一千五百六十余处，^[13]这尚不包括域外之地，例如朝鲜、越南等。挟帝国的力量，孔庙分布既深且广;此一优势致使孔庙的普遍性凌驾民俗庙宇之上。^[14]

统治者极力推行孔庙祭祀制度，当然因为孔子之教有益于安邦定国之计。这一点，清朝的雍正皇帝(1678—1735)有极切要的体认，他说: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15]

为了巩固有效的统治，“礼达而分定”的社会是必得加以肯定的。这适为儒教所能提供统治者的最大用处。是故，雍正毫不讳言:孔子之教，在君上尤受其益。^[16](www.daowen.com)

而从现实政治的观点出发，一部孔庙发展史恰是统治者与儒生相互为用的写照。元代曹元用(1268?—1330?)在《遣官祭阙里庙碑》将二者依存的关系，叙述得十分扼要，他说:

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17]

“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想必是儒臣自贵之辞。曹氏之语最关键在点出“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从而肯定孔子之教对统治者的重要性，以及孔子之教与帝王之政二者相辅相成之处。

始自汉代，孔庙领有官庙地位之后，其政治性格便一步一步地深化。^[18]这从分析参与祭祀者的成员，立可清楚地反映出来。唐宋以后，孔庙主祭者，上自天子、孔家圣裔，下至朝廷命官、地方首长，一律享有官方身份。即使是官学的儒生，也只是参与典礼的陪祭者而已。普通老百姓，甚至闲杂人士，更不得随意参拜。所以，孔庙对一般老百姓便显得“尊而不亲”了。

宋代有位儒臣，因辟雍始成，请开学殿，使都人士女纵观，然而却大为士论所贬，^[19]可见孔庙的封闭性。又元朝有道诏令，适足以说明孔庙独特的境况。这道诏令关乎曲阜庙学的复立，并特别指示有司“益加明絜、屏游观、严泛扫，以称创立之美，敬而毋亵神明之道”^[20]。足见“游观”孔庙均在禁止之列，遑论随意参拜了。明末朱国祯(1558—1632)恭谒孔庙，亦云:“入庙，清肃庄严，远非佛宫可拟。”^[21]朱氏的观感透露了孔庙的特质与普通庙宇颇有违异之处。这不禁提醒我们一桩趣事:明末散文家张岱(1597—1679)，其进阙里孔庙，原来竟是“贿门者，引以入”。^[22]可见进孔庙诚非大易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