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名汉学家李文逊(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曾经提出一个耸动一时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在理智上已经跟“传统文化”疏离了，但感情上却仍旧依附着“中国的过去”。对这些人而言，“传统文化”顶多像博物馆的木乃伊，仅有美感价值，而毫无实际用途。^[2]

这样的观点，对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显得荒谬至极。但若以孔庙祭祀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例子，其际遇之悲惨，有逾于李氏之论点。不止知识分子，连社会大众，在理性与感情上咸加排斥，即使自命维护儒家思想不遗余力的当代新儒家，亦只敢高谈危微精一的“仁”，而不敢奢言文质彬彬的“礼”;岂非忘记孔子所谓“仁”，需“克己”、“复礼”互济，方能一日天下归仁?^[3]古代儒家原本极具历史意识的，但今之儒家似乎甘愿划地自限，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以致难对现实世界起些微作用，更遑论经国济民了。

其实，在传统中国，或更精确地说，帝制时代，孔庙释奠礼无疑是国家祭典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论其施行之历史、遍布之地域，其他祭典或宗教礼仪皆无法望其项背。^[4]

然而时至今日，台海两岸，这个祭祀传统不是成为存古的装饰品(台湾)，即沦为新兴市场经济的商品(大陆)。一位曾经任教南台湾高等学府的文科同事告诉我，十数年来，他虽与台南孔庙毗邻而居，却鼓不起一丝兴趣踏进孔庙一步。这种冷漠感并非罕例。1992年9月，个人前往曲阜考察阙里孔庙的见闻，亦可作为佐证。于此之前，先参观了杭州灵隐寺，那天并非特殊节日，然游客之多，绝对称得上人潮汹涌，寺内香烟缭绕，顶礼膜拜，令人动容。反观孔庙，游客稀落;大成殿设置的捐献箱，无情地反映了孔庙的商品价值。(www.daowen.com)

有意思的是，孔墓(孔林里)之前，虽不乏来去匆匆的观光客，间或有拍照者，但绝无行礼之事。停留墓园个把小时，唯一行礼的，只有笔者一人。居间，笔者的举动，还引起旁观者的骚动;导游友人甚至颇感尴尬，谓:“一鞠躬可也，何至于三!”要之，“三鞠躬”已致如此，“三跪九叩”的古礼想必益发惹人哗然失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日台海两岸对孔庙文化的反应，只能视作民国初年以来反孔运动的推衍而已。自从胡适(1891—1962)以“只手打孔家店”来综括吴虞(1872—1949)的贡献，^[5]这个口号便响彻云霄，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1917年元旦，陈独秀(1879—1942)高声急呼:“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6]其激昂之态度，绝不下于“文革”批孔的“小将”;因此今日人们漠视孔庙，只能算是内心对陈氏呼吁遥远的回音。孔庙，或其所象征的儒家文化落到今日之地步，恐是历代儒生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