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奉儒教诸贤的孔庙，乃国家宗教的神圣之域，除了统治者与儒生集团得以参拜，外人并不得随意进入;此一独特的情况，竟连明太祖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注意到:

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国家不可无。夫子生于周，立纲常而治礼乐，助国宏休，文庙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从。夫子之奇，至于如此。^[173]

“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从”，其实太祖的诧异有其渊源。宋代有位儒臣，因辟雍始成，请开学殿，使都人士女纵观，然而却大为士论所贬，^[174]可见孔庙的封闭性，其来有自。又元朝有道诏令适足以说明孔庙独特的境况，这道诏令攸关曲阜庙学的复立，并特别指示有司“益加明絜、屏游观、严泛扫，以称创立之美，敬而毋亵神明之道”^[175]。明末朱国祯(1558—1632)恭谒孔庙，亦云:“入庙，清肃庄严，远非佛宫可拟。”^[176]朱氏的观感透露了孔庙的特质与普通庙宇颇有违异之处。这不禁提醒我们一桩趣事:明末散文家张岱，其进阙里孔庙，原来竟是“贿门者，引以入”。^[177]不但如此，地方孔庙除特定时节，亦门禁森严。即使下迄清代末叶，孔庙照旧是“非寻常祠宇可比，可以任人入内游观”^[178]。毋怪清末保教甚力的康有为(1858—1927)亦非得坦承:“吾教自有司朔望行香，而士庶遍礼百神，乃无拜孔子者。”^[179]这充分显示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具有排他、垄断的性质。

另一方面，金朝朝廷有段君臣对话，甚能反映儒教的俗世特质。^[180]明昌五年(1194)，金章宗对于佛徒、道士常能维持寺观，反而儒者“于孔子庙最为灭裂”殊感不解;他的大臣完颜守贞(?—1200)则解说道:“儒者不能长居学校，非若僧道久处寺观。”^[181]守贞的答话透露了僧人、道士得专司职守，固守庙观，而孔庙虽有国家的支持，但儒生与百姓同样处身俗世，显现了儒教“扩散型宗教”的特征。^[182]

析言之，始自汉代，孔庙领有官庙地位之后，其政治性格便一步步地深化。这从分析参与祭祀的成员，立可清楚地反映出来:唐宋之后，孔庙祭祀者，上自天子、孔家圣裔，下及朝廷命官、地方首长，一律享有官员身份，至于官学的儒生，只是参与典礼的陪祭者而已。普通老百姓，甚至闲杂人士，更不得随意参拜。所以一般老百姓对孔庙便显得隔膜了。

从官方的观点看，供奉孔子乃系垄断性的仪式。不止明太祖于“首定天下之时，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学，不许祀于释、老宫”^[183]，后继的朝廷亦三申五令禁绝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庙。^[184]有趣的是，即使1949年以后，台湾民间建立奉祀孔子之庙宇，概不得用“孔庙”或“孔子庙”为名称。^[185]从另一角度视之，孔庙犹残存官方独擅的特质。

简言之，孔子与释、老不得同庙，显示了官方的孔子之祭与民间的三教，存有不可言喻的紧张关系。一则，孔子系帝王师，乃为统治阶层所专擅的祭祀。其次，孔子在三教庙经常屈处于陪神的位子，对统治者造成碍眼之忌。宋僧志磬(生卒年不详，1258—1269前后)《佛祖统纪》即透露:“旧来僧居多设三教像，遂为院额殿名。释迦居中，老君居左，孔圣居右。”^[186]又宋理宗时，画院待诏马远(1160—1225)的“三教图”即画有“黄面老子”(佛陀)跏趺坐，“犹龙翁”(老子)俨立于旁，孔夫子乃作礼于前，显有轻蔑儒教之意。^[187]后世朝廷虽屡加禁止，但宋代以降，民间三教流行，其成效则有待保留。举其例，乾隆初，河南一地所立三教堂，合释迦、老子、孔子偶像于一殿，即达五百九十余处。^[188]

末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孔庙虽然晋升为大祀，但不出数年，便成为帝国落日的余晖。^[189]随着帝制崩解，民国成立，孔子之祀遂“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190]。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孔庙祭典顿时坠入风雨飘摇之中，游离于共和体制，无所挂搭。居间虽曾有康有为力图复振，四处呼吁将孔子祭典“入宪”共和，但终告功败垂成。^[191]自此，孔庙便沦为当今华人社会的文化游魂，妾身未明，亟待重新定位。

简言之，孔庙祭典在中华帝国史由于政教合一，遂与帝国礼制形成有机的结合，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一旦帝制崩溃，则未免陷入土崩瓦解的窘境，此正应验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谚语。在今日社会，孔庙也唯有去政治化，重新寻觅立基点，方能浴火重生。

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3分(2015年9月);收入《儒教的圣域》(香港:三联书店，2015)。

【注释】

[1]拙文写作过程中，曾受到刘增贵教授、石守谦教授和朱溢博士的赐教，谨此致谢。

[2]元·佚名著，王颋点校，《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四，页85。

[3]清圣祖，《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济南:齐鲁书社，2001)，下册，页795。编者误系该碑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癸亥)二月，实误。碑中已提到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三十一年(1692，壬申)修缮之事，断不可能为二十二年。复查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十月丙子日之圣祖实录，载有庙碑全文，故此碑当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参见马齐、张廷玉等奉敕修，《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卷一六〇，页17下—19下。拙文《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前将此碑误系为清世宗，于此一并订正;收入拙著《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北京:中华书局，2010)，允晨版页167及页168注16，中华版页143及该页注3。

[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二〇，页882—883。

[5]孔传，《东家杂记》(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四四六册)，卷上，页6下。此说颇为流行，值得检讨。例如:南宋魏了翁(1178—1237)在《泸州重修学记》即接受此一说法;另外，金代孔元措(1048—1125)在《孔氏祖庭广记》亦沿袭上述之说。参见魏了翁，《鹤山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七二至一一七三册)，卷四五，页8下;又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三三一六册，据琳琅秘室丛书本排印)，卷三，“鲁哀公十七年”条，页21。详论则请参见拙文《权力与信仰》，《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68—171，中华版页143—146。

[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四七，页1946。胡仔，《孔子编年》(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四六册)，卷三，页19下。

[7]孔继汾，《阙里文献考》(收入《儒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史部第二册·孔孟史志二，据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影印)，卷一一，页1上(474上)。

[8]司马迁，《史记》卷四七，页1945。

[9]司马迁，《史记》卷四七，页1945—1946。

[10]《史记》卷九七中即记载:“沛公(刘邦)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页2692)

[1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卷一九，页1080。

[12]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校释》(台北:华正书局，1985)，卷二，页96。

[13]司马迁，《史记》卷六，页258。

[14]孔传，《东家杂记》卷上，页33下。孔贞丛，《阙里志》(明万历年间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首有明弘治十八年李东阳序，明万历三十七年黄克缵序，孔贞丛撰新志纪因)，卷二:九代孙孔腾，“汉高帝过鲁，封为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后。……按，封孔子后裔奉祀始此”(页19上);十三代孙孔霸，元帝“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页19下);十六代孙孔均，“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户。……按，自汉高以来，虽以圣裔宠异之，犹未袭封也。至十三代孔霸封关内侯，传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虽袭封矣，犹称关内侯，是为尊帝师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为褒成侯，则专为奉先圣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绝云”(页19下—20上)。

[15]班固，《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87)，卷五六，页2508—2522。

[16]董仲舒，《春秋繁露》(台北:世界书局，1975)，卷六，“符瑞第十六”，页126—127。

[17]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页3310。

[18]请参见拙文《权力与信仰》，《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84—195，中华版页157—165。

[19]王充著，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台北:世界书局，1990)，卷一二，页249。

[20]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据洪氏晦木斋刻本影印，1985)，卷一，页15上—15下。

[21]洪适，《隶释》卷一，页18上。

[22]韩敕，《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19—26。

[23]按，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的《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又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疏》、《鲁相史晨祀孔子庙碑》、《史晨孔子庙碑》，此块碑石的阴、阳两面均有刻字，《奏铭》位于碑石的阳面。

[24]洪适，《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页25下。

[25]按，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的《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又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百石孔龢碑》、《孔庙百石卒史碑》、《乙瑛碑》等。

[26]范晔，《后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83)，卷一四，页3108。又，孔继汾(1721—1786)的《阙里文献考》据此条，谓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冬十月，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此国学郡县祀孔子之始”云云，盖不确，既不符该时东汉碑文，亦为杜佑《通典》所不取。唐代的许敬宗更直言:“秦、汉释奠，无文可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亦表示仅及地方学校。参校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四，页484下;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五三，页1472;刘昫等，《旧唐书》(台北:鼎文书局，1981)，卷二四，页917，贞观二十一年(647)许敬宗等上奏条;秦蕙田著，卢文弨、姚鼐等校，《五礼通考》(桃园:圣环图书公司，据味经窝初刻试本影印，1994)，卷一一七，页9上。

[27]洪适，《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页25下—26上。

[28]按，《史晨飨孔庙后碑》，又名《鲁相史晨飨孔庙碑》、《鲁相史晨祀孔庙碑》。

[29]洪适，《隶释》卷一，《史晨飨孔庙后碑》，页27下—28上。

[30]孙希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二〇，页560。

[31]房玄龄等，《晋书》(台北:鼎文书局，1987)，卷一九，页599。

[32]萧嵩等奉敕撰，《大唐开元礼》(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四六册)，卷一:“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页1上)

[33]出自《周礼》的《春官宗伯第三·肆师》。孙诒让著，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三七，页1465。

[34]虽说“大祀”、“次祀”、“小祀”的名目等级，在隋代礼制方告确立。参见高明士，《隋代的制礼作乐——隋代立国政策研究之二》，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页19—20。

[35]范晔，《后汉书》卷一上，页40。

[36]范晔，《后汉书》卷二，页118。明帝于永平十五年(72)三月临幸阙里孔庙。

[37]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上，页2562。章帝于元和二年(85)春临幸阙里孔庙。其后，安帝于延光三年(124)亦曾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且规模有扩大的趋势，见同书卷五:“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页238)

[38]陈寿，《三国志》(台北:鼎文书局，1983)，卷四，页119—121。

[39]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九，页599。

[40]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九，页599。更多的事例则见杜佑，《通典》卷五三，页1472—1474。另，余嘉锡曾以“晋辟雍碑”指证泰始年间非关释奠礼。请参校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33—173。惟据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行辟雍礼时，已“祠孔子以太牢”，见洪适，《隶释》卷一，页26上。况且《三国志·魏书》载有齐王芳屡缘讲经通，使太常祀孔子于辟雍，见页220注②。故时人有言“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辟雍行礼，必祭先师”之辞，见陈寿，《三国志》卷二四，页681。想该时行辟雍礼与释奠礼，应可融通。

[41]陈寿，《三国志》卷二，页78。《三国志》记“置百户吏卒”，据《魏修孔子庙碑》改正为“置百石吏卒”，见洪适，《隶释》卷一九，页12下。洪适据碑文谓“黄初元年”，非“黄初二年”，不确。参较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卷六，页260—261。又，清代朱彝尊(1629—1709)精于金石考证，则作“百石卒史”。见氏著，《曝书亭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卷四七，页564。

[42]潘相纂修，《曲阜县志》(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据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影印，1968)，卷二一，页11下。

[4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台北:鼎文书局，1981)，卷一五，页373。

[44]班固，《汉书》卷一二，页351。

[45]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上，页2563。另载建武十四年(38)光武帝复封孔子后为褒成侯，见同书，卷一上，页63。

[46]参见拙文《权力与信仰》，《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95—198，中华版页165—168。

[47]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四，页442。其时，曲阜属鲁县，为豫州辖下。

[48]房玄龄等，《晋书》卷九，页235。

[49]许嵩，《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九，页283。《晋书》不载立宣尼庙。

[50]萧子显，《南齐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三，页56;魏收，《魏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七下，页165。

[51]萧子显，《南齐书》卷九，页144。

[52]萧子显，《南齐书》卷九，页143—144。

[53]萧子显，《南齐书》卷九，页144。

[54]萧子显，《南齐书》卷九，页144。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55]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二〇，页560。唐时人解为“若周公、孔子也”，见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国学基本丛书本影印，1955)，卷三五，页636。

[56]潘相，《曲阜县志》卷四，页7上。

[5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页4940。

[5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页4940。

[59]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16。

[6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页373。

[61]王溥，《唐会要》卷三五，页635—636。

[62]周公称“圣”，意指居摄事迹居多。例如:班固，《汉书》卷七七称周公为“上圣”(页3262)。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上称“先圣”(页1330—1331);卷二九称“至圣”(页1012)。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七称“圣人”(页1325);卷九九称“大圣”(页2586)。沈约，《宋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六八称“上圣”(页1796)。

[6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贞观二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页373)

[6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页374。

[65]廖平，《古学考》(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9)，页30。

[66]皮锡瑞，《经学通论》(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一八〇册，据清光绪三十三年思贤书局刻本影印)，“自序”，页1上—1下。

[67]《旧唐书》、《通典》以礼部尚书许敬宗领名，《新唐书》、《唐会要》则以太尉长孙无忌领名。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18;杜佑，《通典》卷五三，页148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页374;王溥，《唐会要》卷三五，页636。

[68]王溥，《唐会要》卷三五，页636。

[69]魏晋南北朝中的北周太祖素以“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为标榜，其后代子孙亦以提升孔庙为己任，遑论他人。参见令狐德棻等，《周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七，页123;卷四五，页806。

[70]王溥，《唐会要》卷三五:“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从之。”(页637)

[71]魏征等，《隋书》(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九，页180—181。

[72]魏征等，《隋书》卷九，页181—182。

[73]魏征等，《隋书》卷七:“后齐……祈祷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尧庙，四曰孔、颜庙，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渎，八曰滏口，九曰豹祠。水旱疠疫，皆有事焉。”(页127)又参阅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68—74。

[74]参较魏征等，《隋书》卷六，页117。

[75]参阅金子修一，《唐代の大祀·中祀·小祀について》，《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人文社会学编)》25.2(1976):13—19。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华学报》(新竹)新39.2(2009):287—324。高明士对金子氏论文之若干内容，有不同的意见。参阅高明士，《中国传统政治与教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页248—251。

[76]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四，页120。王泾的《大唐郊祀录》撰于孔宣父、齐太公追谥为“王”之后，因此其称呼略有微异。王氏曰:“凡祭祀之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曰释奠。”见王泾，《大唐郊祀录》(收入《百部丛书集成·指海丛书第七函》［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据清道光钱熙祚校刊、子培让培杰续刊本影印)，卷一，页2上—2下。

[77]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页120。其曰:“凡祭祀之名有四……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庙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另见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一，页1上—1下。

[78]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一〇，页14上。

[79]刘昫等，《旧唐书》卷八，页196—197。

[80]杜佑，《通典》卷五三，页1484。

[81]可略参较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页380。

[8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页376—377。

[84]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台北:华正书局，1975)，卷七，页283。

[85]杜佑，《通典》卷五三，页1484。

[86]此一论争各方文字，收入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一〇，页17上—23下。

[87]董伦、李景隆、姚广孝等修纂，《明太祖实录》(收入黄彰健校勘，《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卷一八三，页3上。详细讨论见拙文《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迄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拙著，《圣贤与圣徒:历史与宗教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页181—227。

[88]脱脱等，《宋史》(台北:鼎文书局，1978)，卷二九，页546。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宁宗庆元元年(1195)，又降为中祀。另见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四，页491上。

[89]惟止行于西夏。西夏仁宗人庆三年(1146，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页14024—14025。

[90]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五，页2548。

[91]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五，页2549—2550。惟宋末孔传所记孔子始服王者之冕为大观元年(1107)，见孔传，《东家杂记》卷上，页28下。又，金朝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则作崇宁四年(1105)，且误记始服王者之“服”。盖孔子之服仅九章，盖“公服”，非“王服”也。因此金大定年间方有加“十二章”之举。孔元措之见，见《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崇宁四年八月”条，页28。(www.daowen.com)

[92]孔传，《东家杂记》卷上，页28下。

[93]不著撰人，《大金集礼》(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四八册)，卷三六，页2上—2下。

[94]欧阳修，《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居士集》(收入《欧阳修全集》［台北:华正书局，1975］，上册)，页108。

[95]王安石，《繁昌县学记》，《临川先生文集》(台北:华正书局，1975)，卷八二，页863。

[96]王安石，《慈溪县学记》，《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三，页870。又袁征，《从孔庙制度看宋代儒学的变化》，邓广铭、王云海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页490—509。庆历前后，“庙记”与“学记”文类的交替，是个有趣的观察。

[97]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1986)，卷四三，考四一一。对重“学”远逾于“庙”的马氏，委实痛心。

[98]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庆历四年……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尽学者之才。……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由是州郡奉诏兴学。”(页3658—365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6)，第五四册，卷二一九五五，“崇儒二”云:“(庆历)四年三月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页“崇儒二之四”至“崇儒二之五”)

[99]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三〇，页5下—6上。

[100]张廷玉等，《明史》(台北:鼎文书局，1979)，卷五〇，页1296。

[101]详论请参阅拙作《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拙著，《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48—155，中华版页107—131。亦可参阅宋濂，《洪武三十年衍圣公孔克坚神道碑》，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册，页365—368。

[102]《明史》之《太祖本纪》或《礼志》皆不载洪武二年(1369)，孔庙停天下通祀。《明实录》亦然。盖后世史臣为太祖隐讳。此一资料惟见于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页3981。秦蕙田更误引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误置洪武二年(1369)夏四月丙戌为诏天下通祀之日，其实应为洪武十五年(1382)夏四月丙戌。见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页2上。请参较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〇，页1上;王圻，《续文献通考》(明万历三十一年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卷五七，页7下—8上。

[103]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三〇，页1上—4下;卷三八，页1上—10上。

[104]徐一夔，《大明集礼》(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四九至六五〇册)，卷一六，页20上。《大明集礼》成于洪武三年(1370)九月，故载有洪武二年《致祭曲阜孔子御制祝文》。

[105]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三九，页3982。

[106]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七，页11下。又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香港:龙门书局，1965)，卷二一，页36下。

[107]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页2上。明太祖，《祭孔希学文》，姚士观等编校，《明太祖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二三册)，卷一八，页14上。

[108]周太祖郭威的故事，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周书》卷一一二，页1482。明太祖的援引，参见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台北:中国礼乐学会，据清光绪四年刊本影印，1977)，卷四，页4下。

[109]详见拙作《道统与治统之间》，《优入圣域》，允晨版页138—139，中华版页117—118。

[110]杜佑，《通典》卷五三，页1481—1483。此为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丘浚，《大学衍义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一二至七一三册)，卷六五，页14下。

[11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一，页825;卷二四，页911。

[112]按，“三祀”的祭品虽有一定的规格，但衡诸孔庙祭祀的历史，却常常溢出其祭祀的等级。综观，相应的祭祀仪式与祭品，唯有“斋戒”最能体现三级制的等级。参阅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页292。

[113]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21。

[114]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23。

[115]张廷玉等，《明史》卷五〇，页1298。

[116]张廷玉等，《明史》卷五〇，页1298。

[117]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五三，页1下—2上。

[118]董伦等纂，《明太祖实录》卷五三，页1下，洪武三年(1370)六月癸亥，“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另，因太祖定都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并无武成王之祀，以致洪武三年“武成王”当亦保有爵封，然稍后即废。洪武二十年(1387)秋七月，明太祖否决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祀太公、建武成王庙，并下令“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故武成王因而失去爵封。《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页3上。

[119]明世宗，《御制孔子祀典说》，李之藻，《頖宫礼乐疏》(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五一册)，卷一，页55上。

[120]明世宗，《御制孔子祀典说》，页55下—56上。

[121]清世宗著，鄂尔泰等奉敕编，《雍正朱批谕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页4120。

[122]清世宗，《雍正八年重建先师孔子庙碑》，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下册:“至明嘉靖时，议礼诸臣进退从祀，贬损礼仪，盖感于匹夫不敢干天子礼乐之说，是以逞其鄙私臆断，夫吾夫子以万世为上，春秋笔削已撰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安在，无土不王，曲学陋儒，何从涯量高深。……我皇上……以天子尊天子之师，用天子之制，然后典礼崇重，万世无以复加。”(页863—864)

[123]清世宗，《雍正八年御制重修阙里圣庙碑》，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下册:“康熙甲子东巡狩，临幸阙里。谒奠庙林，殷礼隆仪，汉唐莫及。”(页861—862)

[124]雍正元年(1723)六月十二日，册封孔子五代为肇圣王、裕圣王、诒圣王、昌圣王、启圣王。见清世宗，《雍正元年册封至圣先师五代王碑》，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下册，页850—853。

[125]赵尔巽等著，启功等点校，《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八四，页2537—2538;卷二四: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页957)

[126]孔贞丛，《阙里志》卷一〇，页40下。

[127]毁庙之举，见庄绰著，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中，页76。

[128]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三，页14下。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立孔子庙于上京。脱脱等，《金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四，页76—77，熙宗遂言:“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129]吕元善，《圣门志》(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三三一八至三三二一册，据盐邑志林本排印)，卷四，页273。“下马碑”亦称“下马牌”。

[130]宋濂等，《元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二，页484;卷七六，页1892。《祭祀志》系在至大元年(1308)，本纪系在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方为正确。宋绶、宋敏求编，司义祖点校，《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五六，《追谥元圣文宣王诏》，页583，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先追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

[131]张岱，《陶庵梦忆》(收入朱剑芒选编，《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上海:世界书局，1947］)，《孔庙桧》，页10。

[132]脱脱等，《辽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七二，页1209。

[133]脱脱等，《辽史》卷一，页12—13。

[134]脱脱等，《辽史》卷二，页15。

[135]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17—918。

[136]雷闻，《郊庙之外》，页246—250。

[137]文彦博，《潞公文集》(收入《四库全书珍本·六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第二四五至二四六册)，卷一二，《绛州翼城县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页1上—1下。

[138]攸关州、县“图经”的发展，请参见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文史》(北京)2001.2:117—139。

[13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1988)，卷一五二，“绍兴十有四年(1144)冬十月庚子条”，页2454。

[140]张孝祥著，徐鹏点校，《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二七，《先圣庙文》，页272。

[141]朱熹著，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卷七八，《衢州江山学记》，页3894—3895。熊可量系建安崇泰里(今属福建南平)人，生卒年不详，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任江山尉，历官两浙运干。

[142]朱熹，《朱子文集·别集》卷七，《乡饮舍菜二先师祝文》:“某为县长吏，敢不以时奉行，即事之初，以礼舍菜于先圣至圣文宣王，以公等配。”(页5259)

[143]朱熹，《朱子文集》卷八六，《南康谒先圣文》:“祗事之初，敢以诚告，惟先圣先师之灵，实诱其衷。”(页4250)

[144]朱熹，《朱子文集》卷八六，《漳州谒先圣文》:“兹荷误恩，复叨郡寄。莅事之始，载见祠廷。”(页4261)又，朱熹辞吏告归，复有《辞先圣文》，不知为常规或特例?参同书，卷八六，页4249。

[145]金朝于天德初，修礼仪所制。参见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三，“天德初”条，页30。又，“元成宗大德初，敕到任先诣先圣庙拜谒，方许以次诣神庙，着为令”。参见吕元善，《圣门志》卷四，页273。秦蕙田以为元朝大德初的敕令为“此后世到任谒庙之始”，盖误。参较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一九，页6下。

[146]杨起元，《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5］，子部第九〇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余永宁刻本影印)，卷三，页9下。

[147]承蒙我的同事邱仲麟博士和陈熙远博士告知，明代以下未见著录此一诏令。

[148]范晔，《后汉书》卷二，永平十五年(72)三月，明帝“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页118)。

[149]王溥，《唐会要》卷三五:“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页636)按，二十二人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贾逵。

[150]详论孔庙从祀制，请参阅拙著，《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新史学》5.2(1994.6):1—82;另收入拙作，《优入圣域》，允晨版页217—311，中华版页185—260。

[15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四，页919。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五，页2553—2554。《旧唐书》及《宋史》皆言:开元二十六年(738)敕，诸州乡贡见讫，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有司设食。《新唐书》却系在开元五年(717)，参阅该书卷四四，页1164。查《五代会要》亦是系在开元五年。王溥，《五代会要》(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卷八，页127。

[152]李东阳等奉敕修，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九一，页520。

[153]张廷玉等，《明史》卷六七，页1641。又，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五，页25下。“传胪”系科举制度里，廷试结束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传胪日指举行典礼的当天。

[154]陈国栋，《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新史学》3.1(1992.3):69—94。

[155]攸关古代告礼，参阅杜佑，《通典》卷五五，页1536。

[156]脱脱等，《宋史》卷一〇二:“淳化三年十二月将郊，常奏告外，又告太社、太稷及文宣、武成等庙。”(页2498)

[15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九，页考809—考817。

[158]张廷玉等，《明史》卷四九，页1276—1277。

[159]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四，页1下。

[160]宋濂等，《元史》卷七六，页1899。

[16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二，页2500—2501。

[162]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二，页333。“讯”，所生获当讯问者;“馘”，杀之而割取左耳者。

[163]清圣祖制，张玉书、允禄等奉敕编，《剿灭噶尔丹告祭先师孔子文》，《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九八册)，卷四一，页8上—9上。

[164]清世宗，《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文》，《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〇〇册)，卷一四，页5上—8下。

[165]清高宗制，于敏中等奉敕编，《御制文集·初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〇一册)，卷一七，《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页12下—16上;卷一九，《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页1上—6下;卷二〇，《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页5下—11下。

[166]清高宗，《御制文集·初集》卷一九，《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页4下。

[167]马浮(1883—1967)，《绍兴县重修文庙记》，《华国》1.4(1923):1。

[168]魏源，《圣武记》(收入魏源全集编委会编校，《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三册)，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页118。本文付梓之际，有幸得读朱玉麒先生的访谈，其中提到清季文庙此类的纪功碑甚至普及地方孔庙的现象，值得留意。见黄晓峰、钱冠宇，《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东方早报》(上海)2015年7月12日“上海书评”第一篇。

[169]“structuration”译为“动态形构”或“结构化”的概念，乃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季登斯(Anthony Giddens，b.1938)所阐发的核心社会理论。参见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86)。拙文只不过便宜行事，用来指称历史上“制度”和“行为者”彼此形塑的动态过程。

[170]魏收，《魏书》卷七上，页136。

[171]宋·宇文懋昭著，清·纪昀等奉敕重订，《钦定重订大金国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八三册)，卷一八，金大定二十六年(宋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诏曰:“曩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页6a)

[172]魏收，《魏书》卷七上，页136。

[173]《明太祖文集》卷一〇，《释道论》，页15上—15下。

[174]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一，页11101。

[175]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第二九五至二九七册)，卷三五，页516。此一诏令应是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所颁《先圣庙岁时祭祀禁约搔扰安下》，之后亦屡下类似的诏令。参见佚名，《庙学典礼》卷一，页12;卷二，页41—42。

[176]朱国祯，《涌幢小品》(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84］，第二二编第七册)，卷一九，页3上。

[177]张岱，《陶庵梦忆》，《孔庙桧》:“己巳，至曲阜，谒孔庙。贿门者，引以入。”(页9)己巳是明崇祯二年(1629)。这种状况在民初无大改变，蒋维乔于民国二年(1913)谒曲阜孔庙，仍需“有人引导，持钥启各殿宇”。蒋维乔，《曲阜纪游》(收入王文濡序，姚祝萱校，《新游记汇刊续编》［上海:中华书局，1925］，第一册)，卷之七，页20。

[178]《闻报纪毁圣讹言一则率书其后》，《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5年5月29日)。

[179]康有为，《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二集，页621。

[180]由义理层次析论儒教的俗世性格，则请参阅拙作《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思想史》创刊号(2013年9月):59—84;后收入拙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312—340。(允晨版未收录此文)

[181]脱脱等，《金史》卷一〇，页234。

[182]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chaps.10，12.依杨庆堃的观点:所谓“扩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乃与“制度性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相对而言。前者的宗教的思想与制度渗透或拓展至世俗的社会组织，而无独立的存在;而后者的宗教组织却与俗世的社会组织泾渭分明，例如佛教、基督教等。职是，儒者犹具世俗的身份，而释、道则别具出世的身份，从宗教组织的类别截然不同，明显映照出儒教具有“扩散型宗教”的特质。杨氏的见解启发自西方宗教社会学家瓦赫(Joachim Wach，1898—1955)，确有见地。唯独无法涵盖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

[183]明世宗，《御制孔子祀典说》，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一，页55上。

[184]张廷玉等，《明史》卷五〇，页129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四，页2536。又庞钟璐，《文庙祀典考》卷一，页16上，29下;卷四，页6上。

[185]此事为台湾地区民政事务主管机构1966年11月21日民甲字第25086号电告各县市政府:“查本省各地民间建立奉祀孔子之庙宇甚多……甚至庙宇内将孔子塑像与其他神像并列，若不予分别，势必与政府所建孔庙混淆不清，顷电奉内政部核示，该等庙宇不得用孔庙或孔子庙为名称。”见《台湾省政府公报》(南投:台湾省政府)1966年冬字第四十四期(1966年11月24日)，“政令”，页2。

[186]志盘，《佛祖统纪》(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第四九册)，卷四六，页419a。

[187]周密(1232—1298)，《齐东野语》(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五册)，卷一二，“三教图赞”条，页15b。

[188]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第一五册，“宗教类(稗37)”，页3。

[189]嘲讽的是，此次祭孔升大祀，却是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所颁的懿旨办理的。陈宝琛等纂，《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卷五六六，页12。

[190]康有为，《致北京孔教会电》，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下册，页921。

[191]请参阅拙作《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拙著，《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3;北京:中华书局，2014)，允晨版页280—283，中华版页25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