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并且为举行“祭告”之礼的场域，按《通典》载有:“古者天子将巡狩，必先告于祖，命史告群庙及社稷、圻内名山大川。”^[155]之前祭告之礼，常局限于天地、宗庙及社稷;但随着孔庙的祭典在帝国礼制日趋核心的地位，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将郊，所谓祭告“群庙”，已涵盖“文宣”、“武成”等庙，^[156]显见“告礼”于后代不断地演化而有所扩充。^[157]

《明史·礼志》便载明:“凡即位之初，并祭告阙里孔庙及历代帝王陵寝。”^[158]此系根据太祖洪武二年(1369)“遣使诣曲阜致祭，定列圣登极，永着为令”的规定。^[159]职是之故，明代新立之君，便须遣官祭告孔庙。究其故，太祖乃循行前朝异族之君的故事:元代仁宗至大四年(1311)登基，遣官诣曲阜致祭孔子;尔后元代统治者便遵行此典，^[160]明太祖遂亦有是举。而有清一朝萧规曹随，凡登极授受大典、凯旋奏功，释奠先师，告祭先师、阙里，均为必行之典。^[161]

《礼记·王制》复载有天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162]，意谓:天子出师征伐，执有罪之人;返而归释奠于学，以克敌之事，告祭先圣先师。而明初太祖业废武成庙，因此，以有清一代为例，便有诸多克捷告祭孔庙之文留下;若圣祖的《剿灭噶尔丹告祭先师孔子文》^[163]，世宗的《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文》^[164]，高宗的“平定金川”、“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等等的告成太学碑文。^[165]以乾隆帝之言，无非是“武成而勒碑文庙”的例行之举。^[166]所以孔庙的象征意义便日渐扩大，原是“明教化大原，使民敬学知向”，遂演变成“虽行师伐罪，亦受成于学”，以示崇敬了。^[167]职是之故，魏源(1794—1857)在《圣武记》才会说道:“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168](www.daowen.com)

以上所述，本诸动态形构(structuration)的观点，^[169]大致勾勒了孔庙祀典融入帝国礼制的过程。至于遭逢政治、社会失序，造成孔庙祀典出现非属祭典礼制的常态，则非本文着眼所在。例如，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致祭孔子的诏书言道:“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诏书中更透露孔庙有遭亵渎、鸠占鹊巢的景象:“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因此孝文帝下令:“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170]。按，“犯者以违制论”，则表示此一现象非为官方礼制所允许。此外，《大金国志》也载有类同北魏时期的状况。^[171]由于上述这些情状不符祠典的常礼，因此必然受到朝廷的纠举。此不啻呼应了“公家有事，自如常礼”^[172]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