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647)，许敬宗等有次奏言，影响祭孔甚巨，特别是制定了祭孔者主祭的身份。他们上奏道:

秦、汉释奠，无文可检。至于魏武，则使太常行事。自晋、宋已降，时有亲行，而学官主祭，全无典实。且名称国学，乐用轩悬，樽俎威仪，盖皆官备，在于臣下，理不合专。况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理必须禀命。今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辞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博士既无品秩，请主簿及尉通为终献。^[135]

从此，在京城国学由学官代理皇上负责主祭，但地方孔庙则下放给地方首长(刺史、县令等)行三献礼，成为尔后的定式。

况且，孔庙祭典在国家礼制所据的位置，令地方孔庙亦于官方祀典脱颖而出，而享有祭祀的优先性。如前述，汉初以来，地方官初任职，即晋谒孔庙，虽已成不成文的规矩，但只行于曲阜一隅。可是在后代地方孔庙林立，遂推衍成普遍的惯例。例如:唐代以来，地方官到任谒庙的惯例逐渐形成;^[136]但迄宋代，地方官甫上任之始，则首需晋谒地方孔庙，方及其他诸神。北宋的文彦博(1006—1097)便说道:(www.daowen.com)

五年(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某以进士举中甲科，得大理评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莅事。故事:守令始至，则郡县之祠庙悉诣之，恭于神，训于民，政之本也。由是询于邑吏，质之县图，载祀典、享庙食者，惟宣圣之祠焉。翌日，伸祠谒之礼。^[137]

“质之县图”则意谓核按地方官修的“图经”，仅明载“孔庙”方为必行的祀典。^[138]这项祭祀举动若属“故事”，可见已成惯例，行之久远。至晚，在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宋高宗(1107—1187)用左奉议郎罗长源之请，明白下诏:“州县文臣初至官，诣学祗谒先圣，乃许视事。”盖罗氏言:“士大夫皆学夫子之道以从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诣学宫，以彰风化之本。”后遂着为令。^[139]

职是之故，南宋的张孝祥(1132—1169)到任时，于《先圣庙文》里遂撰有“服事之始，敬拜庙下，尚惟圣师相其微衷”^[140]之辞。朱熹(1130—1200)也见证到“建安熊君可量为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见于先圣先师之庙”^[141];而其所自撰的《乡饮舍菜二先师祝文》^[142]、《南康谒先圣文》^[143]、《漳州谒先圣文》^[144]，亦皆反映此一规制。后继的王朝遂萧规曹随，例如金朝、元朝亦着令:“凡职官到任谒庙，先诣宣圣庙，奠拜讫，方许诣以次神庙。”^[145]此处的“宣圣庙”乃泛指地方上的孔庙而言，显见孔庙的政治象征凌越他庙之上。而官员倘怠忽祀典者，立遭激烈谴责，例如明儒周双溪(生卒年不详)争之上官:“丁祀先师，国之大祭也，而有司失之略，况使民乎?”^[146]这种理直气壮的心态，实为长久政治文化塑模所致。但“职官到任先诣宣圣庙”的规定，自明代起则未见于诏令;^[147]个人揣测，当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废止地方通祀孔子攸关。而后，虽于洪武十五年(1382)恢复天下通祀孔子，但前朝行之有年的“职官到任先诣宣圣庙”之惯例，并未见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