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有唐一代底定了祀孔的格局，无论配享、从祀均臻完备，在国家祭典里备位“中祀”，复为统治集团所独厚，得通祀天下。此后，祭孔均在此一轨道运作无碍，且有步步高升的态势。在南宋一度曾晋升“大祀”(1140)，^[88]西夏且尊孔子为“文宣帝”(1146)。^[89]由于世代迫近，或有朝代竞逐之势。前此，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判国子监常秩等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90]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并增文宣王冕十有二旒，^[91]此为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92]大致而言，迄元代为止，孔庙间逢战乱，容有停祀或破坏，祭祀礼仪却是日增月益，尊崇有加。即使在异族王朝亦少有例外，譬如大定十四年(1174)，金世宗加宣圣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93]元武宗即位(1307)，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可是，孔庙祭典也非全然一帆风顺，每逢烽火连天，孔庙即遭大厄。首先是庙学制的变化。宋承五代兵燹之乱，唐以来“庙、学相倚”的格局，学校遭到极大的破坏，但“庙”由于释奠之礼，着以令，故常得保存。如欧阳修(1007—1072)所云:

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着令，其后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着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94]

是故，王安石(1021—1086)在其《繁昌县学记》遂也有以下的观察:“事先师先圣于学而无庙，古也。近世之法，庙事孔子而无学。”^[95]王氏所谓的“古”，便是指汉迄南北朝;“近世”则指战乱频仍的五代迄宋初，该时致有废学为庙，以祀孔子的窘境。^[96]直如马端临(1254—1323)所述:

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盖衰乱之后，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颓圮，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97]

故北宋朝廷便曾于庆历四年(1044)下诏“立学州县”，^[98]此不啻与唐贞观四年(630)的诏下“州县学立庙”，形成强烈的对比。

复如前述，孔庙祭祀在异族王朝时有进展，反倒在汉人主其事的大明王朝，首挫于太祖，再挫于明世宗。兹分述如下。

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循开国之君惯例，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并遣使诣曲阜致祭。为此，他说道:

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99]

太祖的措词充分显示:他深悉，对创业之君而言，“祭孔”作为强化“继统”的象征意义实不可或缺。之前，初入江淮府时，明太祖首谒孔子庙，即是明证。^[100]

然而元明更迭之际，因朱氏与曲阜孔家圣裔交涉不顺，心生嫌隙;^[101]洪武二年(1369)，太祖的态度急转直下，骤然下令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102]此一举措委实耐人寻味，时值开国之际，百废待举，太祖屡诏儒臣大修礼事，^[103]同年即诏天下普祀城隍，而孔子反不得通祀。太祖所持的理由是:

自汉之下，以神(孔子)通祀海内，朕代前王统率庶民，目书检点，忽睹神之训言:“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祭之以礼。”此非圣贤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圣德。^[104]

观上，太祖明白历代统治者皆通祀孔子于天下，却反其道而行，适见其专横独断，旨在伸张专制王权。又，洪武五年(1372)，太祖因览《孟子》，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谓非臣子所宜言，乃罢孟子配享，且诏有谏者劾大不敬。钱唐(1314—1394)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史书载“帝鉴其诚恳，不之罪”^[105]。其实钱唐所体现的殉道行为，代表了政治权威与文化信仰正面的冲突，而其代价正是一个专制统治者所难以承担的。洪武六年(1373)，太祖旋复孟子配享。^[106]惟迟至洪武十五年(1382)，方诏天下通祀孔子。上谕中但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107]他复刻意援引后周太祖(郭威，904—954)谓“孔子百世帝王之师，敢不拜乎”的故事以自惕、自重，^[108]其着眼于统治意理，昭然若揭。(www.daowen.com)

之后，又有世宗缘大礼议，对儒生集团心生怨怼，竟致牵怒祭孔一事，遂于嘉靖九年(1530)对儒学宗师的祭典大加砍杀。概括而言，计有下列四项:

其一，谥号:“孔子不称王”。

其二，毁塑像，用木主;去章服，祭器减杀。

其三，更定从祀制:削爵称、进退诸儒。

其四，“大成殿”改称“孔子庙”，内增设“启圣祠”。^[109]

约言之，嘉靖帝的举措一反唐宋以降孔庙祭典日趋峥嵘之势。

首先，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受册赠为“文宣王”，以表尊崇;从祀诸儒则赠“公”(若颜子赠兖国公)、赠“侯”(若卜子夏赠魏侯)、赠“伯”(若曾参赠郕伯)，封爵不一。^[110]此一制度为历代王朝所承袭，北宋一代致议封“帝”，未得施行，竟行之于蛮夷之邦的西夏。

又，唐朝显庆之前，国家祭典虽有大祀、中祀、小祀的等级，但其祭祀礼器品项却相当凌乱:先农、先蚕，俱为中祀;笾、豆之数，或六或四，理不可通。遂更定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而释奠既准中祀，则为十。^[111]但历代实际行礼，溢出中祀名目之均，却不在少数。^[112]例如:唐开元二十七年(739)，业允孔子塑像坐于南面，着“王者衮冕之服”，乐用“宫悬”天子之乐。^[113]而永泰二年(766)兵兴之际，连宰相、常参官、六军军将皆毕集就国子学听讲。其时虽郊庙大祭，只有登歌乐，而庙庭犹具“宫悬”之乐于讲堂前。^[114]朝代之间虽有变化起伏，但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虽未能如祭酒周洪谟(1421—1492)所奏请加孔子“帝号”，但复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孝宗弘治九年(1496)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115]到明嘉靖九年(1530)之前，祭孔已全用“祀天仪”、“天子之礼”，职是不能见容于心系专制皇权的世宗。^[116]

原本皇明开国之初(1370)，太祖诏革诸神封号，谓此举“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117]唯独对孔庙诸贤网开一面。^[118]可是孔庙爵封终究难逃其子孙——世宗之手。明初，太祖只允“乐舞用六佾，笾豆为十”，比起前代若干君主，未免略显寒酸，但世宗却谓:“可谓尊崇孔子，极其至矣，无以加矣!”^[119]他甚至大言不惭道“我太祖高皇帝，虽道用孔子之道，而圣仁神智武功文德，宜与尧舜并矣，恐有非孔子所可拟也”^[120]，遂以孔子“人臣封王”为僭礼，横行削免孔子以下诸贤的爵称。然而日后却为异族之君——清世宗所讥斥，清世宗道出“三代以上之王号，即后世之帝称，非诸侯王之谓”^[121]，刻意突显嘉靖议礼君臣的不学无文。^[122]按雍正深切知晓其父皇——康熙奖掖孔庙祭典“汉唐莫及”，继志述事，故对孔子祭典优礼有加。^[123]雍正元年(1723)，遂追封孔子五代王爵，^[124]径与嘉靖九年(1530)削夺孔子王封，形成强烈的对比。有趣的是，雍正持论与嘉靖全然相反，所以他虽未直接复孔子王封，却行之乃祖，未尝不寓深意。

又乾隆莅临阙里，次数之多为历代人君之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孔庙升格为“大祀”，与天地、宗庙同，至此无以复加。^[125]究其实，异族人君崇奉孔教，正由于他们明白“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而“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上述引语见诸元代曹元用(1268—1330)所撰《遣官祭阙里庙碑》之内，^[126]适透露了人君尊崇孔庙的真意。

外族入侵，一时难以领略孔庙祭典的意义，例如金人侵凌中土，焚掠殆尽，曲阜遂亦堕为烟尘。^[127]但一旦需治理中土，即能理解祭孔为治国不可或缺，若金熙宗者，不只立孔子庙于上京，且亲祭孔子，北面再拜;^[128]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孔子庙门则置“下马碑”。^[129]元朝，武宗则下诏(1307)，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130]晚明文人张岱(1597—1679)晋谒曲阜孔庙，便发觉庙里所藏历代帝王碑记，“独元碑高大”，而“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的趣闻。^[131]

又，辽太祖甫建国，以受命之君，理当敬天事神;群臣均举以佛为先以对。按，辽人本笃信佛教，诸臣以佛对，原属意料中事，然辽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并接受太子建言，以“孔子大圣，万世所遵，宜先”，遂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拜奠。^[132]其实，辽太祖该时不止建了孔庙，另同时兴建佛寺、道观。^[133]但值得注意的是竣工之后，太祖自身晋谒孔庙，却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轻重之分，不言而喻。^[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