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如此，至东汉末年，孔子之祭仍无法入列国家常祀祭典的范畴。《礼记》虽规范“凡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30];惟史书载:“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31]析言之，后世国家常祀祭典所明定的“大祀”、“中祀”及“小祀”的等级礼制，^[32]原是本诸先秦礼书《周礼》所谓“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东汉的经师郑众(?—83)即注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东汉末年的经解大儒郑玄(127—200)复指称:“大祀又有宗庙，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百物。”^[33]要知二郑均举祭祀对象以代解，无异反映了汉代官方祭祀的情况，但无论“大祀”、“次祀”、“小祀”的名目等级，孔子之祭仍无缘列入。^[34]

惟见东汉光武帝幸鲁，使大司空祀孔子。^[35]尤具意义的是，其继承者明帝曾幸孔子宅(阙里孔庙)，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36]其子章帝东巡狩，过鲁，亦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命儒者讲《论语》。^[37]此渐次形成成规，或开后世人君讲经毕，祀孔子的先例。下迄魏晋南北朝则频频出现舍远求近的情况，于宫廷讲经毕，皇帝或其代表(皇太子、太常)行“释奠礼”。举其例，《三国志》载有:

(魏齐王正始)二年(241)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正始五年［244］)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正始七年［246］)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38]

但《三国志》此段引言，转至唐人所修的《晋书》，则明白将行祀辟雍与“释奠礼”联结在一起。《晋书》如此说道:

魏齐王正始二年(241)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244)五月，讲《尚书》通;七年(246)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39]

又说:

(西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277)，讲《诗》通;太康三年(282)，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293)，皇太子讲《论语》通。(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335)，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357)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375)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40]“释奠如故事”不啻意谓祭孔已为成规。但上述的释奠礼均举行于京城的辟雍或太学，而非遥处阙里专祀孔子的“庙”。

然而，此段时期，祭孔有三件要事，值得大笔特书:其一，孔庙与学校密切的结合;其二，访求圣裔;末了，孔庙的外地化。

首先，探讨孔庙衍生的教育功能。黄初二年(221)，魏文帝履位之初，“访求”孔氏后裔，得孔氏二十一代孙孔羡，拜议郎。魏文帝除了诏封孔羡为“宗圣侯”，复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石吏卒”以资守卫，于其外又广为室屋以居学者;形成庙、学相倚的格局，这已初具后世“庙学制”的雏形。^[41]继而，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下诏“郡学于坊内立孔颜庙”;^[42]唐贞观四年(630)，太宗进而下诏州、县学皆立孔庙，^[43]使得“庙学制”由阙里孔庙“依庙立学”的先例，跃入地方普遍“依学立庙”的荣景。从此，孔庙与学校(不论中央或地方)环环相扣。

另外，必须一提的，在汉平帝王莽秉政时，祭孔大有进展。朝廷封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专奉其祀;复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甫开后世崇封孔子的先例。^[44]及王莽败亡，孔裔失国。建武十三年(37)，光武帝复封孔子后“褒成侯”，世世相传，直迄献帝初，缘汉代政权溃亡，遂国绝失传。^[45]

然而，刘氏王朝在历史上固然一去不返，孔氏圣裔却必须仿佛千年火凤凰，得应时重现。承战乱之余，三国甫一统，魏文帝及后代人君所以必得汲汲于“访求圣裔”，其着眼点无非为了祭孔的正当性。因为，原先的孔庙系家庙的性质，由孔子后裔主祭乃理所当然之事;尔后，虽渐次蜕化为官方的公庙，但犹不脱血缘性格，因此阙里祖庙固需仰仗孔子圣裔主祭，日后人主于京师互相竞立孔庙，尤需孔子圣裔助祭;是故，维持万世一系的孔子嫡裔，实有其必要。^[46]

其次，先是永嘉之乱，曲阜所属的豫州阖境没入胡人石勒手中。^[47]阙里孔庙一时化为烟尘。太元十一年(386)，东晋孝武帝诏封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奉宣尼祀，^[48]并于南方京畿首立宣尼庙，为专供祀孔之所，^[49]自此开启南北王朝于都城竞立孔庙的风气，^[50]譬如:南齐武帝于永明七年(489)兴学，立孔庙于京畿(建康);同年(太和十三年［489］)，北魏孝文帝亦于京师(平城)立孔庙，此可能为对应之举，却不意打破孔庙不出阙里的陈规，并且促成孔庙向外拓殖的契机。

但祭孔的礼仪，立成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孝武帝时，即为了祭孔的礼制举行过论辩，当时的礼学名臣“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等等。^[51]惟从时人研议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或“依古周公之庙，备王者仪”莫衷一是的情状度之，其时孔庙祀典仍混沌未明，尚待定位。^[52]

事过境迁，逢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正月因诏下立学，复面临如何释奠先圣先师的情境。当时的尚书令王俭(452—489)回溯晋朝时的议礼，便以为“车(胤)、陆(纳)(论礼)失于过轻，二范(范宁、范宣)伤于太重”，又说:“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53]这种摸索过程直至南齐永明三年(485)秋，因朝廷论定“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依此，孔庙释奠礼“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方暂告段落。^[54]

但孔庙祭典犹俟有唐一朝，方克底定规模。初起，孔子之祭尚需与周公之祭缠斗不休，致迭有胜负;而后，复需与后起的太公之祀相互较劲。

原先《礼记》云:“凡始立学者，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东汉的经师郑玄谓:“先圣，周公若孔子。”^[55]不意此却埋下后世释奠礼竞逐祀主的伏笔。唐初，释奠礼起伏不定，领享正位的对象屡有更动，导致周公、孔子互有更替，恰是反映此一错综情结。

武德二年(619)，高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56]细绎诏书所持祭祀周公的理据如下:

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尤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终古。^[57]

高祖为开国君主，其祭周公似取后者创业之功，并溯治道之源。惟周公与孔子时称“二圣”，并无轩轾之意。^[58]武德七年(624)，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复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59]可见儒学于唐初仍未稳居朝廷主导意识地位，孔子一时屈居下风。(www.daowen.com)

贞观二年(628)，太宗反其道罢祀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60]盖取左仆射房玄龄(579—648)、博士朱子奢(?—641)之建言。他们二者道出:

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人通允。^[61]

此中的要点是:其一，释奠于学，本为孔子之故;其二，大业之前，皆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按诸史实，房、朱二氏所言不差。周公历史上固称“上圣”、“至圣”，实政治意涵居多，^[62]故魏晋以降，释奠于学，皆以孔子为尊。故太宗诏从之，遂有以上之更动。贞观四年(630)，太宗进而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63]这是官方由上至下推行孔庙祭祀最彻底的举动。

然而，高宗永徽中(650—655)，又陡生波折，周公扳回一城复为“先圣”，孔子则降为“先师”。^[64]按，孔庙祭祀，礼有等差，“配享”犹停正殿，“从祀”则退居两庑。汉魏以来，“圣”则非周(公)即孔(子)，“师”则偏善一经;高下之分，昭然若判。依此，“永徽令”意在贬抑孔子，至为显然。后代的经师动辄将此一变动，归罪汉代的古文学家刘歆(前50?—23)。例如:清代的今文家廖平(1852—1932)说:

(刘歆)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家说以经皆出周公是也。后人习闻其说，遂以周公、孔子同祀学宫，一为先圣，一为先师，此其误也。^[65]

皮锡瑞(1850—1908)亦云:

太史公谓:“言六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至圣。”……后汉以降，始有异议，不尽以经为孔子作。《易》则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春秋》则以《凡例》为出周公;《周礼》、《仪礼》皆以为周公手定。……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配享、从祀与汉韩

敕、史晨诸碑所言大异。^[66]

所幸，显庆二年(657)，太尉长孙无忌(594—659)、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等挺而进言，指出永徽与贞观之制有所违异。^[67]

长孙无忌、许敬宗所力争的，即是“改令(永徽)从诏(贞观)”。他们以“进”孔子，“出”周公的策略，达成厘清文庙祭统性质的目标。他们辩称:“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68]是故，论其鸿业，周公合同王者祀。长孙氏对周公绩业的陈述，清楚地反映了儒者对“治”、“道”之分疏。

盖汉明帝时，虽有周公、孔子并为“圣师”之祀，而三国以下，唐之前，则文庙祀统独不见“先圣”周公踪影。^[69]显庆二年(657)，长孙氏的建言终获得人君的首肯。于是孔子复升“先圣”，周公乃依别礼，归王者之统，配享武王。^[70]治统、道统泾渭分明，周公不纳入道统祭祀，成为共识。至此，孔子稳居文庙享主之首的地位，明列国家祀典之中，未曾动摇。

魏晋南北朝之际，朝廷时有措意释奠礼，但执行上时断时续。直迄北齐，则“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71];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此制为隋朝所承继，惟增为四时行祀。^[72]孔庙间亦溢出释奠仪的名目，例如:北齐时，国家每逢水旱疠疫有事，必祈祷者有九处，孔、颜庙亦在中。^[73]但在后代则罕有是举，或是祭祀功能分化所致。无论如何，祭孔迄隋代仍未进入“三祀”的常秩范围。^[74]直俟唐初，孔子之祭方有改观，堂堂纳入国家“三祀”的等级制度。^[75]

唐玄宗时，官修的《唐六典》明列国家祀典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76]末项的“释奠”礼，细分则包括孔宣父与齐太公之祀;此在《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的礼仪阶序上皆并列“中祀”，州县释奠则列“小祀”;形式上虽无差异，实质上颇有先后、轻重之别。^[77]

考诸史籍，古并无恒祭太公之文，贞观中，始于磻溪置祠。^[78]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令两京与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以汉留侯张良配飨。^[79]从此释奠礼兼及齐太公。初时，象征武人之神的“太公庙”，以仿效代表文庙的孔庙为主。例如: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追谥为“文宣王”;肃宗上元元年(760)，随追赠太公望为“武成王”，飨祭之典，一同“文宣王”。^[80]“太公庙”又仿照孔庙从祀制，以张良为“亚圣”，复选历代良将为“十哲”。一时文、武两庙亦步亦趋，无分轩轾。

然唐初以下，士人文化兴起，包括科举制度的落实，终使得孔子庙凌驾太公庙。^[81]其间太公庙虽偶因兵革之兴，受到重视，但难挽大势所趋。^[82]其实，肃宗时代此一差别已见端倪:肃宗一度因岁旱罢中、小祀，太公庙遂不祭，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犹祀之于太学。^[83]其轻重之分，判然有别。在祭祀范围，诚如韩愈(768—824)所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为然”^[84]，反之，“太公庙”非天下通祀，主祭者至高仅为上将军;然而祭孔者可上抵天子至尊，其祭祀范围域内无远弗届，绝非太公祭祀可比。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兵部侍郎李纾以“武成王庙”(即前“太公庙”)崇敬过礼，上疏朝廷祈求改正，其中有段奏辞最能代表士人意识。李氏言道:

文宣垂训，百代宗师，五常三纲，非其训不明，有国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轲称，有生人以来，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法，加先圣之名，乐用宫悬，献差太尉，尊师崇道，雅合正经。且太公述作，止于《六韬》，勋业形于一代，岂可拟其盛德，均其殊礼哉!^[85]

当时朝臣泰半附和李氏之见，激进者甚而主张去“武成”追封及王位。时因兵兴，仅依李纾之请。^[86]但李氏之议事实上预示了“武成王庙”难以挽回的命运;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终究以吕尚人臣“称王不当”，废“武成王庙”祭祀。^[87]至此，“释奠”礼复回归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