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与后世官庙化的孔庙比对，让我们先行简略考察孔庙原初家庙的状况。根据《左传》所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为之诔，以“尼父”称之，却遭到子贡“生不能用，死又诔之”的“非礼”之议。^[4]至于孔子立庙，《左传》记述简要，对孔子身后并无着墨。但千载之后，孔家后裔在南宋所编的《东家杂记》，或于金代所撰的《孔氏祖庭广记》却径言“鲁哀公十七年，立庙于旧宅，守陵庙百户”，衡诸史实，该说颇可存疑。^[5]

按，孔子殁世为弟子所葬，盖孔子生鲤(伯鱼)，年五十(哀公十二年［前483］)，先孔子而逝，其孙孔伋(子思)尚属年幼。^[6]职是之故，清初孔继汾(1721—1786)虽为孔子六十九代孙，远较晚出，却能独排众议，其记述反为信实。他说:

先圣之没也，弟子葬于鲁城北泗上。既葬，后世子孙即所居之堂为庙，世世祀之。然茔不过百亩，封不过三版，祠宇不过三间。^[7]

因此孔子为弟子所葬，而庙堂则为后世子孙所立，以祭祀孔子，不无道理。距离孔子逝世三百余年的司马迁(前145—前89?)曾经历鲁，亲眼目睹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他对孔子身后事有番记载。他写道: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8]

据此，可以获悉瞻仰孔子之处有二:一为“孔子冢”，一为“孔子故宅”。但“冢”不可复制移植，真正影响后世的乃是立于孔子故宅的“庙”。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所谓的“庙”应是“家庙”，或后世所称“祠堂”之属，与今之“孔庙”性质迥异。

司马迁另有番陈述，涉及孔子祭礼，必得一提。他记述道:“(汉)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9]析言之，迄秦汉之际，孔门声势定然不容忽视，否则素以贱儒见称的高祖，^[10]必不至于过鲁，以“太牢”重祀孔子。于此之前，生当战国末季的韩非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11]《吕氏春秋》亦记载道:“(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云:“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12]毋怪秦始皇坑杀诸生时，长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谏之。^[13]可见孔子后学不可胜数，高祖初定天下，必不致看轻此股力量。至于他过鲁之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则只能说是上行下效之情，无足为奇。但之后却形成施政之初，地方祭孔的先行惯例。

驯至汉代，由于获得朝廷的支持，孔庙祭典进行一连串的改造，由家庙蜕化为官庙。首先，孔子奉祀后裔取得官方袭封的地位。在秦之前，鲁人岁时奉祀孔子，其主鬯之人、圭田之制弗可得考。迄汉高祖过鲁，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嗣君”，立下孔家奉祀后裔领有官方身份的先例。元帝时，复有封户;平帝时，又有国邑。自是孔子后裔世世封爵，尊贵与日俱增。^[14]

要之，孔子之所以获得汉代人君的祭祀，除了先前所述孔门在战国末期已形成颇大的声势，汉代的儒生尤推波助澜，将孔子化身为有汉一代的预言者与守护之神。西汉今文大儒董仲舒(前179—前104)，力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有德无位”的“素王”尊称孔子;^[15]这是先秦以降前所未有的称誉。董氏说:

(孔子)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16]

既然是“通百王之道”，就非为一家一姓所设。这种普遍意涵，为其门生司马迁所承继，司马氏于《太史公自序》说道:

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蓺”之统纪于后世。^[17](www.daowen.com)

但上述对孔子之道普遍的阐释与推衍，却为后起的谶纬所现实化、在地化，孔子遂变成专为汉廷制法张目了。^[18]东汉王充(27—97?)的立论，即是一个绝佳的证言。他道:

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19]

三幢立于东汉末年的孔庙碑文，在在透露了此些讯息。立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的《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为今存最古攸关孔庙的碑文，它即称颂:

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20]

稍后所立的《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建于桓帝永寿二年［156］)另言道:

孔子近圣，为汉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学，莫不思，叹仰师镜。^[21]

孔子距汉数百年之遥，竟得未卜先知，为汉预定制法，未免神乎其神。又，该碑碑阴及两边碑侧所登录的捐资名单，从山东至河南、浙江地区，其地理分布之广，恰又反映各地官僚及士大夫对阙里孔庙预置礼器的支持热况，^[22]足证孔子于其时备受拥戴。

立碑更迟的《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灵帝建宁二年［169］)^[23]，除开重复上述之主题，谓“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24];该碑且透露了一则孔子之祭的转折:原来，在此之前，京城的“辟雍礼”并未行祀“先圣师”;而孔庙的侍祠者仅孔子子孙，四时来祠，事已即去。故，前鲁相乙瑛特请置守庙“百石卒史”，因而在永兴元年(153)立下《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25]乙瑛所况完全符合历史实情，按东汉明帝于永平二年(59)，虽令祀圣师周公、孔子，然仅行于郡、县、道的地方学校，“牲以犬”，祭祀等级尚低，并不及辟雍。^[26]

之后十数年，孔子的后裔虽世享褒成之封，但仍是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而京师的辟雍，却缘“尊先师，重教化”之故，已开始择日祀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诚为孔子祭典的一大跃进。然而，孔子本国旧居，复礼之日却仍“阙而不祀”。鲁相史晨兹是奏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余(胙)赐先生、执事”^[27]。依社稷之礼，意谓祭孔名目有可比附，盖系提升之举。另外，值得点出的是，史晨无意间觉察至该时辟雍祀孔礼重、阙里祀孔礼轻的窘境，令朝廷祭祀孔子的政治目的，呼之欲出。

此外，与《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同块碑石的阴面，则刻有《史晨飨孔庙后碑》(灵帝建宁二年［169］)^[28]，保存了鲁相史晨所举行的春飨礼，从中可以获悉该时祀孔的盛况:史晨以建宁元年(168)四月十一日到官，乃以令日，拜谒孔子。复因春飨，依社稷品制，述修辟雍礼，与会者包括各级地方官吏与孔家代表;其中守庙百石孔赞显为永兴元年(153)议立典守孔庙之职，秩禄虽仅止“百石”，但参与盛典者涵盖地方长官、国县员冗，吏无大小，并畔官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奉爵称寿，相乐终日。而作为地方长官的鲁相“乃以令日，拜谒孔子”，无非遵循汉高祖所立的先例，显见孔庙已彻底地官庙化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