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对语言的误用，许多哲学问题乃系“假议题”。

——卡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1]

人生问题的解决，存于问题本身的消失。

——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2]

20世纪80年代，我自己在美国求学时，便发现“中国哲学”一门不是安置于“宗教系”，便是“东亚系”;摆在西方正统的“哲学系”极为罕见。任教“中国哲学”的先生，对于无法侧身于西方哲学的名人堂，尤其耿耿于怀。

又，法哲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2001年访问上海时，径谓“中国没有哲学”，^[3]骤然引起学界轩然大波。哲学人士尤其感到不平，唇枪舌剑，异常热闹，迄今尚余波荡漾。^[4]究其实，这是典型哲学上的“假议题”(pseudo-problem)。

其实，德里达的论点远绍19世纪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但在20世纪里远早于德里达，我们的自己人傅斯年(1896—1950)在1926年业已宣称:

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5]

“哲学”一义，在近代哲学发展的过程，颇为周折，因是变得言人人殊;^[6]处于今日学术多元化的社会，要求其执一不变，委实不易。在中国的语境，傅斯年极早便敏锐地观察到:

我们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Socrates)那样子而止，就是柏拉图(Plato)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论到近代学院中的专技哲学，自贷嘉(Descartes)、来卜尼兹(Leibniz)以来的。^[7]

傅斯年的理据盖如此:

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8]

傅氏曾留学德国，他的说辞无非在呼应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论调:迥异于自然的事物，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具有时空的制约，必得因时制宜，方能蒙其益，而不受其害。^[9]

作为胡适(1891—1962)的高足，傅斯年反对胡适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称作“哲学史”，实有见于此。多年后，胡适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1952)特别点出:傅氏并“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10]

析言之，“哲学”一词盖属舶来品，而晚清以降，中国哲学的发展摆脱不了西方思想的影响，甚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已是当今学术界的基本常识。民国初年西方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鼓舞了中国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哲学必将随之起舞。是故，中国哲学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恓恓惶惶，无所安顿。因此，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两项特色:其一，外来的欧美哲学思潮变成疏通或衡量传统思想的准则，或解释的架构。这与中古时期佛教借径固有的儒、道思想以方便传布的手法，截然异趣;好友刘笑敢(b.1947)特称之为“反向格义”，确有所见。^[11]其二即借着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以开发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职是之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发，遂密不可分。

之所以造成如此的景象，盖其来有自，必须追溯清末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轨迹。举贺麟(1902—1992)在1945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哲学》为例，他谈到近五十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几点特征。其一，便是西学持续不断地左右中国哲学的构作;其二，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12]二者复交互为用。而民国以来所谓董理中国哲学史，其概念架构甚为倚重西方流行的哲学，因此呈现新旧轮替的现象。贺氏的论点直迄今日犹是有效的观察。总而言之，21世纪“中国哲学”与“西学”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追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

这由清末进化论的引进、20世纪20年代胡适鼓吹实用主义，到历史唯物论的盛行，迄至当今令人目眩神迷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居中除了夹杂不同阶段西方文化霸权的驱策，都只能看作是时尚的差异。值得警惕的，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界对本门学科产生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他学科，令得满怀虚心登门求教的哲学工作者，茫然不知所措。

今日处于后现代的氛围，“哲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philosophy)或“哲学的终结”(the end of philosophy)的呼声，业已喧嚣尘上。20世纪90年代，罗狄(Richard Rorty，1931—2007)便直言无碍:

于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维根斯坦、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和怀若本(Paul Feyerabend，1924—1994)诸哲手里，“意义之死”(the death of meaning)同时意谓着“哲学之死”(the death of philosophy)，而哲学并无法拥有自成一格的方法。^[13]

因此，对所谓“哲学的合法性”尤不知所云!

西方哲学源远流长，林林总总，各有侧重，各有变化。举其大要，略可分作三大宗:形上学(metaphysics)、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知识论(epistemology)。^[14]但在近代这三大宗均渐次消融，甚至蜕化成无主(无实质内容)之学，在后现代尤为显著。

首先，传统哲学里占大宗的本体论，早先经过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的洗礼，^[15]再经20世纪上半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联袂围攻，殆繁华尽褪。按逻辑实证论乃是坚决反对形上学的，其代表:德国的卡纳普和英国的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989)便本诸“可验证的原则”(verifiability principle)，以两篇驳斥形上学的论文语惊学界。前者的《从语言的逻辑分析祛除形上学》(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16]，和后者的《证明形上学的不可能》(Demonstra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Metaphysics)^[17]，皆曾传诵一时。复加上欧陆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迄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一系下来的解构，西方形上学已剥落得体无完肤;^[18]恰仿若民国的新儒家将传统蕴涵丰富的儒家文化，化约成一息尚存的“惟精惟一”之旨。

而知识论亦先后受到怀若本、罗狄、泰勒(Charles Taylor，b.1931)等人猛烈的质疑，必须重起炉灶。^[19]而道德哲学也从“规范性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往“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推移，以描述性、分析性取代价值取向的道德学说(即所谓“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20]20世纪初穆尔(G.E.Moore，1873—1958)的“善的不可界定说”(the indefinability of the good)足为典范的示例。^[21]其间，虽说《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异军突起，拟力挽狂澜，^[22]但整体的趋势确是往后者推移的。况且，自“结构论”(structuralism)起而发难，亟解消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23]至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力倡消除“人”(man)的概念;^[24]尤有进之，对解构论的大宗师——德里达而言，反形上学和反人文主义乃系携手并行的，所以他自不会轻易放过“人的终结”的议题。^[25]视此，固有的传统“人性论”遂无所挂搭，传统道德学说因是遭逢存亡危急之秋，受伤尤其严重。这的确是令人忧心如焚的窘境。

是故，今日的西方哲学，已变成概念或语言解析性的工具，而近乎无实质内容。^[26]职是之故，哲学鬼才普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抛出“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ontology)^[27]。后现代同调的罗狄会提出“没有原则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principle)^[28]或“没有实质或本质的形上学”(metaphysics without substances or essences)^[29]，就毋足为奇了。诚如西方哲学史名家帕斯莫(John Passmore，1914—2004)所说的:

至少我们有合理的信心，许多当前我们视为哲学问题的，在未来，却未必见得如此，虽说当下我们并不能预知那些会落得如是。^[30]

至此，西方哲学唇亡齿寒。而所谓中国“哲学”，遂亦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析言之，西方哲学显然是中国哲学“合法性”(legitimacy)的参照系，无奈前者自身在现代语境恓恓惶惶，若丧家之犬。因此，便无所谓“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取舍准则。再说，若经维根斯坦“家族类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31]的启示，“哲学”一词所涉，绝非亘古执一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互有出入、多元多样的。^[32]故传统本质性的定义(essential definition)，早已为人弃置不顾，而必须改弦更张。

关键的是，百年来中国哲学于西学恒呈亦步亦趋的状态，但借外债总需偿还，独立自主，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思想，方是当务之急!回忆年轻时，对中国哲学的走向过度仰赖外来资源，时有省发。^[33]当时我曾在一篇小文如是写道:

魏晋之际，中土人士汲取释教佛理，初以“格义”行之，情有可解。唯圆熟自信之后，自当证诸原典，以求本义，是乃理之当然。岂料千百年之后，今日饱学之士反以西方学理“格义”斯文，谓不若此，无由彰显斯文之“真谛”，毋乃咄咄怪事乎!唐初，解经大师孔颖达(574—648)有一段批评前朝经师之语，发人深省。孔氏言道:“熊(安生)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34]

但哲学究竟非我专业，之后遂无暇多费心思了。近年学界复发一股“中国哲学合法性”论辩的热潮，不啻提供了一个及时阶段性的省思，或容是中国思想(或哲学)迈向康庄大道的好契机。

刊于《文汇报》2018年7月20日第七至八版“文汇学人”。

【注释】

[1]这是卡纳普的名言。此一概念散见其著作。其中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London:K.Paul，Trench，Trubner＆Co.，Ltd.，1937)，有傅斯年签名并予以收藏，见“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卡纳普的论文“Pseudo-problem in Philosophy”(1928)，in his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trans.Rolf A.Geor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301-343。卡纳普的观念和早期维根斯坦是一致的。Cf.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C.K.Ogde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1)，6.53.

[2]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6.52，6.521.(www.daowen.com)

[3]陆扬，《本体论·中西文化·解构:德里达在上海》，《文化研究》4(2003.6):224。德里达的发言并非突发奇想，之前在为《书写与差异》中译本所做的访谈中，他已明白表达此一观点。参见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0。

[4]例如:2018年2月号的《学术月刊》(总585期)犹有讨论。

[5]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四册，页473。

[6]John Passmore，A Hundred Years of Philosophy(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1966).

[7]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473。按，傅氏这里提到的“贷嘉”，推测应该是指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

[8]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473。按，胡适虽已撰成《中国古代哲学史》出版，但他后来撰述中古部分时，却不取“哲学史”之名，而改冠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应与傅斯年的意见有关。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台北:胡适纪念馆，据胡适手稿影印朱墨套印本，1971)。傅斯年对“哲学”的理解，非本文的要点。

[9]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in his Untimely Meditations，ed.Daniel Breazeale，trans.R.J.Hollingda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59-123.

[10]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4。

[11]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一辑，页10—36。

[12]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嘉义:西部出版社，1971)，页2—3。该书1945年由胜利出版社初版。

[13]Richard Rorty，“Twenty-five Years After”，in The Linguistic Turn，ed.Richard Ror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371-374.必须稍加批注的，该时奉为攻无不摧的解析利器，正是一度风行无阻的“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这是罗狄在刊行《语言转向》(1967)二十五年之后的省思，至此“语言哲学”已云淡风轻了。又见Isabelle Thomas-Fogiel，The Death of Philosophy，trans.Richard A.Lync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又举其例:德里达在访谈中所透露后现代的氛围，参见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页2-3。

[14]Cf.G.H.R.Parkinson，“What is Philosophy?”，in An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general editor G.H.R.Parkinson，associate editors T.E.Burke…［et al.］(London:Routledge，1988)，pp.3-4.我将西方13世纪以来哲学内容的三大分类:形上学、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中的自然哲学以17世纪笛卡尔所开启的知识论取代之，因为自然哲学业为近代科学所取代。

[15]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and ed.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6]Rudolf Carnap，“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in Logical Positivism，ed.A.J.Ayer(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pp.60-81.

[17]A.J.Ayer，“Demonstra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Metaphysics”，in Mind:A Quarterly Review of Philosophy 43.171(July 1934):335-345.另外，在耶尔声名大噪的成名作(初版，1936)也再三阐发此一概念。A.J.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Harmondsworth，England:Penguin Book，1971).(傅斯年也藏有此书1946年版。)

[18]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trans.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19]例如:Paul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Verso，1979);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Charles Taylor，Philosophical Argumen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0]Jonathan Jacobs，Dimensions of Moral Theory(Malden，MA:Blackwell Pub.，2002);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20-131.

[21]G.E.Moor，Principia Eth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初版1903年。

[2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罗尔斯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契约论者。

[23]Jean Piaget，Structuralism，trans.and ed.Chaninah Maschler(New York:Harper＆Row，1970).

[24]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p.308-318.

[25]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The Ends of Man”，pp.111-136.

[26]参较Richard Rorty ed.，The Linguistic Turn: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初版1967年。Cf.David E.Cooper，“Visions of Philosophy”，in 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ed.Anthony O'He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

[27]Hilary Putnam，Ethics without Ont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8]Richard Rorty，Ethics without Principles(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4);Jonathan Dancy，Ethics without Principl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9]Richard Rorty，Metaphysics without Substances or Essences(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Academia Sinica，1994).

[30]John Passmore，“Philosophy”，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Paul Edwards(New York:Macmillan，1967)，vol.6，p.219.

[31]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G.E.M.Anscombe(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Co.，Inc.:1968)，p.32.

[32]西方哲学扼要的叙述可参考John Passmore，“Philosophy”，pp.216-226。

[33]请参阅拙作:《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1984)、《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1994)，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北京:中华书局，2010)，允晨版页3—24、32—43;中华版页3—20、27—33。

[34]引自拙著，《十年之后:后记》，《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页42—43，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