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所发表的《新史学》^[1];另一则是1928年傅斯年(1896—1950)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2]。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既深且远。之前，个人对梁氏《新史学》业略有抒发，于此不再赘言。^[3]以下则拟语境化(contextualize)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希冀能彰显该文划时代的学术意涵。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甫完成学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1919年冬便径赴英国深造;然而这段时期，他投入实验心理学与其他自然学科的修习，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但1923年秋，他由英国转至德国进修，则深受德国学术氛围的影响，受到比较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熏染，遂奠定他对史学研究的理解。1926年他从德国返国，不到两年便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该文不啻为设立“史语所”的宣言，并引领了下一世代的学风。

世纪之际，欧洲学风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德国)，但傅斯年留德期间对当时德国史学界的认知，似犹被笼罩在19世纪历史学派之下。该时对“语言学”(philology)和“档案”(archives)的重视，^[4]依旧主导了史学研究，而学界较无感于新兴“社会科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这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学的特征是一致的。^[5]

傅斯年向来厌恶马克思主义，因此鄙视唯物史观，连带对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于史学的冲击，难免较为低估。^[6]其时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似犹停留在“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的工具层面，尚未察觉“社会科学”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方面，均将掀起惊涛骇浪。^[7]试对照当时中国史学的动态，另一股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史学业已隐然成形，不容忽视;例如，何炳松(1890—1946)于1924年移译了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的《新史学》(New History)，该书极力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主张“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与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它们”^[8]。该书风行一时，甚受学界欢迎。^[9]不止于此，原为中国“新史学”发声者的梁启超，继其扛鼎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之后，于1926年复刊行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坦承“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10]。尤有进之，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想法，并非流于空谈，视该时主流大学的史学教育学制的更革，均能见其斧凿之痕。例如: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定“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11]。其劲敌清华大学也不遑多让。^[12]

要之，傅斯年所标举的“历史语言”研究的进路，与主张和社会科学结盟的史学，适代表当时两种截然有异、相互抗衡的史学流派。按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专擅“语言学”，傅斯年深悉个中三昧:于公，他立意将“语言”二字镶嵌入甫创立的机构名称——“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则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于个人实践，他日后几篇中国上古史的开创性研究，均与此息息相关。例如:令他声名大噪的《性命古训辨证》^[13]、《夷夏东西说》^[14]诸篇。要言之，“语言学”乃是傅氏治史的利器，其影响绝不止于工具而已;无论在研究进路还是学术命题，它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晚近，我的同事张谷铭博士对德国“语言学”(philology，或译“语文学”)与傅斯年史学的形成，有甚为精辟的阐述。^[15]拙文则拟萃取傅氏大文的主要论旨，稍加铺陈，俾便掌握其来龙去脉。

简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义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命题而发。可是要理解此一论点，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以及所赋予的任务。以次，方及他所引进的“史料”的新概念。傅氏的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关系断不能机械性地看待，否则恰如禅宗所云:“死在字下。”要之，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德国乃至欧洲，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况;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不同文化的外来人却仍是新颖可喜，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首先，《旨趣》一文，傅氏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16]傅氏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17]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氏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18]

其实只要稍加比对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年至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需求，它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19]

兰克呼吁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志，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无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梳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20]

而“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1]

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并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极可玩味的线索。^[22]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纪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

若依兰克之见，欲达成上述的目标，历史则必得植基于原始资料，而非如传统史家以文采为高，辗转抄袭，以讹传讹。按，兰克固然受后世封作“科学史学的始祖”(the founder or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但他的文采与叙事风格，生前身后均备受称颂的事实，却往往不受重视。要之，他的史著不止受到标榜“文史合一”的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极大的赞扬，^[23]稍后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甚至将兰克与修斯狄士(Thucydides，460 BC—400 BC)、古佐亚地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麦考雷列为同一等级的叙事天才。^[24]可见作为近代史学的肇基者，兰克深刻动人的文笔并非传承所在;反而拟似科学而严谨的史料批评，方被视为正传。^[25]兰克要求自己的著作需得自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他借自己的作品《宗教改革时期的日耳曼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现身说法道: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26]

要之，兰克并非首创应用原始资料的史家，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将此一原则引领至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于此，兰克心目中的“近代史”必须稍行批注，方能识其大义。盖15、16世纪以降，欧洲各国所积存的外交档案，于19世纪渐次开放，兰克适逢其会，善加运用，成果斐然;这段历史材料的优势，实上古史与中古史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致兰克的成就以近代政治外交史最为耀眼。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27]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8]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傅氏为中国史家塑模动态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

这种对原始资料的要求，在西方亦迟迄近代方成为史学操作的普遍原则。^[29]而该时西方史学方法的巨著，亦将上述的观点融入其中。^[30]例如:法人朗格诺瓦(Charles V.Langlois，1863—1929)在其与赛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Études historiques)里，甫开头便定调:“史家处理的是文献(documents)。”^[31]紧接着便不惮其烦阐述史料的征辨，直作到巨细靡遗的地步，方才歇笔。他的业师，同时是法国科学史学的代言人——古朗士(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对原始资料有近似洁癖的要求，因为他相信可靠的史料自会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况。对“史实自明”的信心，令他在某个场合面对喝彩的学生，发下如许的豪语:

请勿为我鼓掌!在这里讲演的并非我自己，而是历史透过我在讲话。^[32]

凡稍涉猎兰克史学者，初闻古朗士之语，立可知晓古朗士于此无非重申兰克的信念。兰氏于其《英国史》(Englische Geschichte)的结论中，曾写道:

我所盼望做到的是把自我袪除掉，仅由事情现身说法，让强大的力量显现出来。^[33]这段话曾经传诵一时，且广为学圈所征引。对兰克与古朗士而言，史家旨在“揭露”(reveal)历史，而非“解释”(interpret)历史，乃是史学不证自明的预设。^[34]

不容讳言地，由于情境有异，傅斯年终究不是中国的“古朗士”。因为古朗士坚持:“历史是门科学，爱国是项德性;两者绝不可以相混”^[35]，而傅斯年却明白宣示:本国史的教育价值，主旨在启发“民族意识”上。^[36]职是，民族主义对傅斯年治史则颇有渗透力，傅著《东北史纲》尤涉民族争议。^[37]

相对地，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则申言:“历史倘要免于遁词或争议，则必得站在文献上，而非徒逞意见。”^[38]在一封发给《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撰稿者的公开函里，他更表示由于档案的开发与应用，史学研究已臻最终的境界。他相信今后所写的“滑铁卢战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定能令法、英、德、荷，敌对各方所接受。^[39]他在剑桥大学的继承者——伯雷(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尚以为:只要聚集全部人类历史最细微的事实，历史的真相终会明白。^[40]

这种“史实自明”的乐观情怀，于1900年举办的“首届世界史家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ans)再次表现无遗。有位史家在揭幕辞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事实、事实、事实(facts)本身即带有教训与哲学，真相(truth，或译“真实”)，所有的真相，除此无他”^[41]。

值得注意，同一时期的史学论著，便出现言必有据、步步为营的脚注格式，与之相互呼应。^[42]而史料批评遂成为史家的必备条件，经由共同方法的操作，史学加速专业化。而职业史家的登场自然成为近代史学的特色。^[43]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诞生，无疑是最佳的见证。

实言之，“重视史料”，尤其“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并非始自傅斯年，之前梁启超、胡适受西学影响，业已阐发再三;^[44]惟所不同的是，留德，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氏复将此一论点激进化，进而申论“史料的优先性”，遂成就渠“史料学即史学”的看法。职是之故，在学理上傅斯年便直截了当地概称:“史学便是史料学”。^[45]因是他认为: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46]

倚此，傅氏且分辨“科学研究”与过去“学院学究的研究”的差异，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学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

至于对材料的态度，傅氏主张“存而不补”;对处置材料的手段，则是“证而不疏”。他认为史家应在材料之内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47]他执着:

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48]

依他之见，西方近代史学得以突破，乃缘史料编辑学的跃进。举其例，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便以挖掘档案、整理史料为治史特色。这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功夫。他对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史料编纂工作印象尤为深刻。傅斯年甚至称“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49]。意谓史家只能从多方的史料里披沙拣金，过滤出事实的真相。故他亦不落人后，指示史语所投入人力整理出“明清史料”，供学界取资使用。^[50]日后，史语所迁台，依旧大规模整理出版《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三百二十四册(1986—1995)，即是秉持、延续傅氏前所奠定的学风。他砥勉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探究史实。^[51]无怪在西方史家中，傅氏特别推崇兰克(软克)与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史学成就;相对地，在中国史学，他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52]而在史料应用方面，他固贬抑欧阳修《五代史》的成著，另一方面却高度称誉欧阳氏的《集古录》乃是“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53]。其故无他，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平。

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新史学的倡导者既是摒弃固有史学，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功夫赞赏有加。此一情结不止见诸傅氏一人，梁启超、胡适之辈亦复如此。譬如，他们虽蔑视《资治通鉴》所蕴涵的史观，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相称许。而考史工作的极致——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考证工作必得重新对焦:传统经典已不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这也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54]的正解。

此外，清代朴学之受重视，与清末民初科学主义中的方法论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梁启超早在1902年总结有清一代朴学，即认定考据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55]。他相信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民国以后，他愈发推衍此说，进而赞扬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取得丰硕的成果，甚值后人发扬光大。^[56]他鼓吹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中的文献学问，而《中国历史研究法》正是他所谓科学方法的实践。梁氏亟思以新史学扩充、检验数据的态度，打破传统经学的束缚，以树立一派“新考证学”。^[57]

这种“方法”意识稍后愈演愈烈。胡适在民初主张“整理国故”，但怎么整理呢?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58]

他又说: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

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59]

他不止称誉“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60]，更径言，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乃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61]

梁启超、胡适等对“科学”本身了解得真确与否，并不是本文关心的要点;重要的是他们都把“科学方法”当作获得正确文史知识的保证。^[62]清代考据学则恰好符合“史料考订”与“科学方法”的双重用途，以致成为接引西学的方便桥梁;但“桥梁”本身究竟不是西学“净土”的终点站。作为胡适高弟的傅斯年尤加肯定“方法”之普适性，他认为:

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63]

所以他坚决反对有所谓的“国学”、“中国学”诸名词，也不屑洋人所造的支那学“新诺逻辑”(Sinology)一事。

必须点出的，胡适对清代学者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治学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64]但是傅斯年则有些许保留。他固然承认:“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65]可是他最后的结论却急转直下:

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66]

从上可以获悉傅氏之所以看重清代考据学，只不过将其定位为解读资料的“辅助科学”，犹非史学的主体。

约言之，傅斯年对于兰克，绝非食古不化。兰克治史的强项存于他对“文献”(documents)的搜寻、爬梳与娴熟的解读，由于他有“文本崇拜”(textual fetishism)的倾向，致使他轻忽考古文物的价值，尤其在其晚年处理西洋上古史时，此一弱点更暴露无遗。^[67]然而19世纪下半叶，形势丕变，考古发现成果丰硕，举世瞩目，使得兰克门徒亦不得不正视考古遗址及文物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总之，兰克史学原系与时俱进，并非一成不变;而傅氏当时绝非鹦鹉学语，确能领会该学派的真精神，并贯通其治学的大经大脉。故“考古学”在傅斯年的治史策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不但可交相印证纸上、地下的材料，且能扩充、创造新的史源，其重要性有逾王国维前所倡发的“二重证据法”^[68]。具体的见证便是他对“安阳殷墟考古”的卓见，与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与一味只寻觅地底甲骨文的董作宾(1895—1963)，诚然有所分别。^[69]他现身说法道:

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70]

的确，他比起当时受兰克史学影响，却又拘泥于兰克教条的中国学人，实高人一等。^[71]

况且，傅斯年也重视其他学科对历史研究的帮助。例如他说: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72]

举其例，他说清代大学者顾亭林(1613—1682)，研究历史事迹时，虽知观察地形地物，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是更卓越呢?”^[73]有趣的是，顾亭林与当年德国大史家莫母森的境遇如出一辙，只缘莫母森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竟连“冰河期”(ice age)和“图腾”(totemism)均闻所未闻，遂招致鲁宾逊的讥讽。^[74]简之，在《旨趣》一文，傅斯年放眼所及的学科仅止自然科学，而除语言学、考古学之外，并无片言只语涉及其他新兴的学科。可见他对社会科学如何应用到史学研究则所知较为有限。^[75]

加上19、20世纪之际，正是历史与社会科学此消彼长的分水岭。自此而下，社会科学在学术版图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而史学却节节败退，困守一隅。甚至连兰克史学之集大成者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亦不得不正视社会科学的挑战，于其新版的《史学方法与历史哲学导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里，耗费篇幅，据理以争，亟求维护史学的自主性。^[76]此外，同为世纪之际历史方法论巨擘的赛格诺博也适时刊行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1901);他对社会科学的“概化”(generalization)和“抽离”(abstraction)满怀戒心，而强力推销社会科学应实行历史方法，却招致“方法论帝国主义”(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之讥。^[77]

众所周知，傅氏素不喜玄虚的历史哲学。他甚至援引“可笑”一词，来讥讽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唯心史观。^[78]他深受欧陆实证哲学的影响，故有此一心结;但若就史学内在理路而言，兰克学派本身便孕育了此一倾向，举其开宗祖师兰克而言，兰克万分厌恶历史哲学，尤以黑格尔为最。兰克认为“历史”和“哲学”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79]其及门高弟——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更斥责历史哲学是只半人半马的怪物，本身即自相矛盾;因为历史和观察是同等的，因此是非哲学的，然而哲学却是将观察物附属于原则之下，所以是非历史的。布氏谓:

无论如何，我们不追求永恒的智慧，因为它们远超过我们认知的范围;有关世界计划(world plan)的大胆假设之所以导致谬误，正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假的前提。^[80]

傅斯年本人则论断:“历史哲学”乃语言的泛想，只能当作私人的事，不能作为研究的工作。^[81]换言之，即非科学探讨的对象。

由史学史观之，兰克与后世“科学式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关系相当错综复杂，兰克是否为始作俑者，真相与否，犹有商榷的余地。^[82]但是他对“事实”(facts)的重视与对史料的考究，毫无疑义立下近代史学的典范。举其例:创刊于该时的西方历史专业学报，更直接反映兰克的观点，法国《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的发刊词即声言:“本刊只接受立基于原始资料的原创研究。”^[83]因此，若单就着史的原则和史料的观点，中国的傅斯年确是兰克史学的同调。^[84]是故，有位同为留德的友人追忆，傅氏生前曾告诉他:“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85]应是言而有征。

另一方面，正缘傅氏执着“史实自明”不疑，令他无从预料之后“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崛起，“史实自明”遭受空前的质疑，顿成遥不可及的“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86]尤有过之，果依《旨趣》一文结尾所言，傅氏放声疾呼:不但要祛除主观的“仁义礼智”的道德史学;同时要把“科学的东方学”移植中国，甚至要建设“历史学和语言学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87]至是，他则坠入“科学史学”的窠臼了。傅斯年曾说过:现代的哲学已受过科学的洗礼，“哲学既和科学用一样的方法，那么，不知道科学的方法的，未便谈哲学了”^[88]。度之傅氏的理路，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史学。

按，史语所创立于1928年，依傅斯年的规划，拟借重德国历史学派的“语言学”一展宏图;究其实，傅斯年终其一生未曾忘情于兰克，于其晚年犹思购得一套《兰克全集》，忠诚之忱不言而喻。^[89]反观创立于同年的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其奠基者——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和费夫雷(Lucien Febvre，1878—1956)，却选择摒弃德国旧史学，而对史学与社会科学作了近乎完美无缺的结合;无怪布、费二氏共同的景仰者正是法国社会学的大宗师——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90]而涂尔干学派在法国正是传统历史学派的挑战者。所以就开宗立派而言，中、法确是渊源有别，但不容讳言，就影响所及，“年鉴学派”迄今犹历久不衰，无远弗届，而傅斯年的史学只囿于中国史学一隅，至今或有《广陵散》绝矣之叹呢!^[91]

是故，欲评价傅斯年的贡献，不能光从傅氏倡导“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着眼，而必须端详制度的建制;一如西方史学史家所言，兰克创设“研讨课”(seminar)，专责史料分辨，以培育出新世代的史家。正是此一教育机制及其自身作品广受欢迎的程度，令他跃身为西方近代史学首屈一指的人物。^[92]而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与个人的史学实践，显有异曲同工之妙，致使傅氏亦不遑多让，骤成近代中国史学的领军人物。东西史学互相辉映尽见于此!

末了，值得一提的是，傅氏所创立的史语所在大陆时期，网罗诸多名家，治学成绩斐然，自是蔚为汉学重镇。嗣后迁台，史语所同仁不畏时局的困阨，坚守岗位，一心向学，犹得弦歌不辍;尤其1980年后，再次成为台湾史学生力军的汇聚之所，各方学人归来，尽情挥洒，大放异彩，然已非原初傅氏史学所能矩矱了。但这并无损于傅氏创业的伟绩，因为只要“史语所”存在一天，他就功不可没。

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2017年10月)。

【注释】

[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第二册，“文集之九”，页1—32。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四册，页253—266。

[3]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氏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北京:三联书店，2008)，附录，三民版页229—267，三联版页217—255。

[4]傅斯年当年称之为“语言学”(philology)，今则译为“语文学”，而与今之“语言学”(linguistics)有所区别。概言之，“语文学”的对象系文字书写，“语言学”则是言说口语。较详细的讨论则参阅Ku-ming Kevin Chang，“Philology or Linguistics?Transcontinental Responses”，in World Philology，ed.Sheldon Pollock，Benjamin A.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p.311-331.

[5]cf.Fritz Ringer，Max Weber's Methodology: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8-35.

[6]举其例:他的晚年定论可见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62—365。马克思主义一般被视作社会科学的分支或特殊形态。傅氏发表《旨趣》不久，即发生“中国社会史论战”，围绕唯物史观而发，多方针锋相对。遑论之后，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请参阅拙文《历史的转向》，《文化中国》44(2016):1—10。

[7]“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例如钱币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是: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和方法。

[8]鲁宾逊的《新史学》发表于1912年，其在美国的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New York:Vintage Book，1970)的相关章节。何炳松受朱希祖之托，将所授课程之英文教本译为中文。何炳松译，《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页151。

[9]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五章“鲁宾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页192—239。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第一册，页151。

[11]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1929)，页70—71。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序》，《新史学》，页1—2。

[12]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页6。

[13]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161—404。

[14]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页86—157。(www.daowen.com)

[15]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7.2(2016):375—460。另外，王汎森的傅斯年传记，迄今仍是傅氏学思最为生动翔实的力作，甚值得参考。见Fan-sen Wang，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为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

[1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3。

[1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2。

[18]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7—23。

[19]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eopold von Ranke，ed.Georg G.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73)，p.137.

[20]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eopold von Ranke，pp.137-138.

[2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5。

[22]“神学”主导西洋中古史学。“文词”、“伦理”向来是西方上古史学至18世纪启蒙史学所牵涉的面相。“社会学”则是因19世纪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建立之后，将史学附属其下。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The Essential Writings，ed.Gertrud Lenzer(New York:Harper＆Row，1975)，pp.66，91-92，247-261.

[23]举其例:麦考雷对兰克的名著《教皇史》(Histoire des Papes)称颂备至。参阅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5)，vol.Ⅲ，pp.303-340。

[24]Wilhelm Dilthey，Selected Writings，ed.and trans.H.P.Rick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188.

[25]Lord Acton，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Indianapolis:Liberty Classics，1985)，pp.331-332;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Beacon Press，1968)，p.97.

[26]Leopold von Ranke，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trans.Sarah Austin(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imited，1905)，p.xi.

[27]参阅Gino Benzoni，“Ranke's Favorite Source”与Ugo Tucci，“Ranke and the Venetian Document Market”，均收入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ed.Georg G.Iggers and James M.Powell(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0)，chs.4＆9。

[2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4。虽然我揣测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兰克的治学特征，但此一句话似由英国史家崔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转手而来。崔威廉于1903年发表《重新发现克里欧》(注:克里欧［Clio］为历史女神)，旨在驳斥另一位史家伯雷(J.B.Bury，1861—1927)科学史学之说。1913年崔氏修订后复收入《克里欧:一位女神》。该文形容敌对的学派“Collect the‘facts’…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参较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Clio Rediscovered”，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ed.Fritz Stern(Cleveland:Meridian Books，1957)，p.232。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寻资料的动态观念，此与囿于饱读经史的传统学者有所区别。

[29]Arnaldo Momigliano，“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New York:Harper＆Row，1966)，pp.1-39.

[30]19、20世纪之交，西方广受欢迎且最具分量的两本史学方法巨著，其一为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于1889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今名)，其二为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及赛格诺博于1897年合著刊行的《史学原论》。二书一方面绍述兰克史学，另一方面有所订补，但于此二原则仍深信不疑。这只要稍稍检视它们在“史料征辨”所费的巨大篇幅即可得知。

[31]Charles V.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History，trans.G.G.Ber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898)，p.17.

[32]Quoted by Emery Neff，in The Poetry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p.192.

[33]Quoted by Helmut Berding，in“Leopold v.Ranke”，in Deutsche Historiker，ed.Hans-Ulrich Wehler(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973)，p.13.

[34]James Westfall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vol.Ⅱ，p.456.

[35]James Westfall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Ⅱ，p.372.不要忘记，兰克于论辩“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时，也宣称:首先，他是位史家，其次方是基督徒。Lord Acton，“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in his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7)，p.337.

[36]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21。

[37]傅斯年治史与民族思想的牵连，请参阅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信息科技公司，2014)，页17—26。又，王汎森，《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116(1996):37—49。

[38]Lord Acton，“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p.332.

[39]Lord Acton，“Letter to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pp.396，399.

[40]Quoted by Geoffrey Barraclough，in Main Trends in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Holmes＆Meier，1991)，p.7.

[41]Quoted by Peter Novick，in That Noble Dre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38.

[42]“脚注”(footnotes)在不同时期的史家处，自有不同的功能。近代史学论著的书写形式则至兰克方才定型。见Anthony Grafton，The 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chs.2＆3。

[43]在西方，史学的专业化各有不同的国情，但众口一词的是“史料批评方法”的建立和盛行起了关键的作用。参见Felix Gilbert，“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ed.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and Felix Gilber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5)，pp.320-339。晚近有美国史家专就美国史学初起的专业状况，援“历史政治研究”(historico-politics)的分合以修正兰克史学的影响，但整体而言并不足以动摇前述的论点。比较Dorothy Ross，“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Ranke and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America”，in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pp.154-169。此外，必须一提的，兰克及其门徒所创立的史学杂志对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亦不容忽视。参见Margaret F.Stieg，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Historical Periodicals(Alabam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6)，pp.3-38。

[4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饮冰室专集》第一册。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90)，第三集，页109—122。

[45]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6。

[4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6。

[4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2。

[48]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5。

[49]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当代》116(1995):69。

[50]傅斯年，《明清史料发刊例言》，《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57—359;《明清史料复刊志》，同前书，页360—361。

[51]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56。

[52]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56;又见氏著，《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页69。有关兰克与莫母森的史学可参阅G.P.Gooch，History＆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hs.Ⅵ＆ⅩⅩⅣ。

[5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4。

[54]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一册，页57。

[5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第二册，“文集之七”，页87。

[5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启业书局，1972)，页49，173。

[57]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文集》第七册，“文集之三十九”，页110—113。

[5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一集，页736。

[59]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三集，页109—110。

[60]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一集，页391。

[61]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一集，页390—391。胡适在晚年追述:“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页94。

[62]请参考拙著，《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氏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允晨版页261—285，陕西师大版页199—220。

[6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2。

[64]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一集，页383—412。

[65]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411。

[66]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415。

[67]G.P.Gooch，“Ranke”，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94.细论则请参阅拙作，《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4.2(2017.3):37—50。

[68]王国维，《古史新证》(北平:来熏阁影印手稿本，1935)。

[69]试比较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7—288;《考古学的新方法》，同前书，页289—299。除却甲骨文，傅斯年更注重地底下文化层所蕴藏的历史讯息。

[70]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页68。

[71]试比较留德而谨守兰克史学的姚从吾。姚从吾，《历史方法论》，《姚从吾全集》(台北:正中书局，1971)，第一册。

[7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9。

[7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9。

[74]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p.91.按，莫母森缘其巨著《罗马史》(The History of Rome)，于190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75]傅氏对心理学涉猎颇广，但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例如:傅氏生前曾撰有《心理分析导引》草稿，并未发表，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12—252。内容并未牵引史学问题。

[76]Ernst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Humblot，1908)，S.92-99，636-677.本书初刊于1889年。本书有陈韬节略注释部分的中文译本。若伯伦汉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傅氏的藏书收有该书的简易通行本:Ernst Bernheim，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Berlin und Leipzig，1920)。自署:傅斯年1937年重装。

[77]Fritz Ringer，Fields of Knowledge: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89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265-282;Pim Den Boer，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trans.Arnold J.Pomera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8-299.

[78]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页71。

[79]Leopold von Ranke，“On the Relation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Leopold von Ranke，p.30.

[80]Jacob Burckhardt，Reflections on History(London:G.Allen＆Unwin Ltd，1950)，p.16.

[8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2。

[82]Georg G.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Ⅱ(1962):17-40.

[83]Fritz Stern ed.，“Preface:Reveu Historique”，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p.173.该刊创办于1876年。

[84]据云:傅斯年处处以“中国的朗克(兰克)学派”自居，应非空穴来风。引自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12:72。

[85]张致远(贵永)，《张致远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页124。张致远在1952年发表《兰克的生平与著作》的前语，谓此文“为纪念傅孟真先生而作”。

[86]《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乃是美国著名史家诺维克(Peter Novick，1934—2012)在1935年发表的名文，抨击“史实自明”的神话。详情则请参阅拙文，《历史相对论的回顾与检讨:从比尔德(Beard)和贝克(Beckon)谈起》，收入拙作《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页159—191;简体字版，页117—145。之后，史学客观性(objectivity)遂成史家热门研议的问题。姑举二例，以概其余: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1993)及Richard J.Evans，In Defense of History(New York:W.W.Norton＆Co.，1999)。

[8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6。

[88]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1999)，《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07—209。

[89]傅斯年档案Ⅰ:817“傅斯年先生杂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90]Peter Burke，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91]在史学研究里，能够领会和发挥“语言学”的强项者，实属凤毛麟角，当年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二位惺惺相惜。撤台以后的史语所能承继此一治学特征者，唯有留学土耳其的陈庆隆(1968—2002史语所专任)，和哈佛训练回来、短暂停留该所的卓鸿泽博士，两位而已。

[92]兰克的信徒艾克顿，认为兰克本身的作品影响极广泛，但史学史名家顾曲(G.P.Gooch，1873—1968)则认为“研讨课”提高了当时历史研究的水平，且造就不少名家，其影响不逊兰氏的作品。参较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London:Collins，1970)，pp.32-33;及其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pp.331-332;以及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