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的成书年代学界曾有殷末、西周初年、春秋中叶和战国初年等说法。但现在观点已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周易》最后成书于西周初年。对他人的论证在此不作赘述，只补充作者诠释《周易》时的一些发现，以为续貂之论。

一部文字作品，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其形式和内容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留下历史的印迹，特别像《周易》这类书籍更应如此。顾颉刚先生曾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来论证《周易》的成书年代，其中稽钩了“丧羊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侯以赐马蕃庶”五个故事，开创了从作品内部寻找证据研究《周易》的先河。作者在按“决策之书”对《周易》进行诠释的过程中确实也感受到了历史的脉动，同时也发现《周易》中与历史相关的爻辞远不止顾氏所列。并且这些故事均可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印证。（详见后面各卦中的解释）这些证据可分为两类，均是有利于“西周初年”说的。

一是《周易》卦爻辞记述了许多历史事件，但也确“未见成王后事”。现将这些故事按历史顺序排列如下：

殷商时期（6条）：

1.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济》

2.丧羊于易，无悔。《大壮》

3.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泰》

4.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这袂良。月几望，吉。《归妹》

5.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晋》

6.众允，悔亡。《晋》

剪商战争（5条）

1.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革》

2.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革）

3.悔亡，有孚，改命。吉。（革）

4.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

5.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未济》

建国东征（7条）：

1.鼎颠趾，利出否，得妾及其子，无咎。《鼎》

2.鼎有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鼎》(www.daowen.com)

3.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鼎》

4.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

5.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

6.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

7.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明夷》

这些故事上至商高宗武丁大帝，下达于成王、周公东征，其中又以剪商、建国东征为重点，但确未见成王后事。这说明《周易》成书应不晚于成王时期。

二是《周易》多卦的爻辞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清明，物质丰富，商业发达，一派太平盛世景象，这符合周初成康之治的历史。在此作者不一一举例，单就商业方面说一说。

《周易》有多卦的爻辞涉及到商业，其中《随》《睽》可看作是商业专卦。《随》卦爻辞讲的是“国际”奴隶贩卖，其中涉及到官方采购，经商方式，如何获取货源。（明确应通过交易而不是劫掠获取奴隶。）重视交易凭证等方面。《睽》卦爻辞则描述了一个跑单帮的马贩旅途中有惊无险的经历。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安定有序，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由此认为《周易》爻辞成形于周初盛世是可信的。

综合上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周易》成书于周初的说法是具有说服力的。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关于《周易》的作者在古代似无太多争论。主流的观点是马融、陆绩的“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近现代疑古之风盛行，虽未发现可否定古说的确切证据，但执疑之声却不绝如缕。通过上面我们对《周易》成书年代的界定，《周易》的作者很可能恰如马、陆所言，特别是最终成于周公的说法更具可信度。理由如下：

其一，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周易》极可能成书于周初。从《周礼·春官》亦知，在周代《周易》是由大卜所掌。周公在武王时就任周朝太宰。太宰是百官之长，群巫之首，大卜是其主管的职能部门。若《周易》真成书于周初，则必与周公有关。

其二，《周易》爻辞多涉及国家政治、军事、习俗，其论述高屋建瓴并带有训诫语气。如《讼》《师》两卦爻辞分别对文、武官员的行止作出了规范；《临》是指导如何教化民众；《观》指出应如何为国选才；《鼎》则是论述了王与公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筮史可妄论的。由此可知，爻辞作者必为大贵、大智、大贤且精通卜筮之道的上层统治者。在周初，周公位列三公，官居大宰，统领百官群巫，曾摄国政多年，德高望重；周公文武双全，精通卜筮，且曾制礼作乐，以文化的形式，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殚精竭虑。从时代、地位、能力和动机四个方面考虑，《周易》极可能是周公在前代筮书的基础上加上爻辞编撰而成。

事实上，在《周易》的多条爻辞中也隐若可看到周公的影子。如《益》：“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益》卦可看作是周公被谗居东都洛邑时心迹的表述，这个“我”很可能是周公自指。另如《鼎》：“鼎有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鼎有食”可理解为胜利果实，即取得政权。“仇”为同伴。《尚书·金滕》中记载：伐纣胜利后，武王生病，周公立坛告于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受难，结果武王病愈。爻辞描写的情况和《尚书·金滕》中的记载惊人的相符。由此也可看出，爻辞中的“我”也应是作者自指。

其三，从《周易》创作目的分析其作者也很可能是周公。通过对《周易》的全面分析，结合周族发展历史，作者猜测《周易》创作的目的应有两个：一是作为教育王室贵族及其子弟的教材（有人提出过此观点）；二是作为“镇国宝典”。

周族原是僻处西北的小邦。周以武力灭商后，疆域、人口骤增。周王分封天下，王室贵族均成为管理一方的诸侯。周上层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长治久安，提高周贵族的执政能力是关键。执政能力中，决策能力排在第一位。因此，为决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指导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商、周时代，一方的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领袖，礼神是其必具的才能，卜筮之书是必读教材。《周易》作者匠心独具，从卦象中提炼出教育主题写成爻辞附于卦辞之下，将卜筮和决策教育内容合为一书，如此既方便施教，又达到了以神道设教的目的。

在周代，《周易》掌于大卜。先秦典籍中也未见用《周易》施教的记载。这说明《周易》作为教材使用是秘而不宣的。这样做的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周公的安排。周代商初期，周统治者最担心的是被有文化的中原贵族藐视——“恐天下畔周”。为达到使他人不敢小觑周室的目的，周公在编写、使用《周易》这部教材时耍了个花招：一是用隐晦语言来撰写爻辞；二是不将其作者、使用方法示外人。如此便把《周易》神化为一部具有历史渊源的“镇国宝典”。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西周早期《周易》一直保存在周王室，是一部王室秘笈，外姓诸侯难得一睹真容。如此作为也是为了让《周易》发挥最大的政治作用。这种神秘化的运作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使得当时的殷商贵族不敢小觑周室，直至今天人们在面对《周易》之书时仍会感叹其高深莫测，从而敬畏有加。

从以上分析可知，《周易》很可能最后成书于周公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