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信息分析机构在欧美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信息分析机构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繁荣和提高的过程。^[3]

8.1.2.1　信息分析机构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

如果说，1876年美国伍斯特公共图书馆馆长塞缪尔·斯威特·格林强调对寻求知识信息的读者提供个别帮助的重要性的《图书馆员与读者的个人关系》一文，被认为是成立现代信息分析机构的最早倡议，那么，1895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上清帝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则可看成我国近代成立信息分析机构的最早呼吁。

8.1.2.2　信息分析机构形成期（20世纪20年代前夕—20世纪30年代）

我国现代意义的信息分析机构成形于20世纪20年代前夕。原为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戴志骞，自美国学习归来，乃改弦更张，把清华大学图书馆办成学校参考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立，被公认为我国信息分析机构成立的开端。^[4]

实际上，“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由于东西洋文化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化学术界已异常活跃，各种研究会和书社等分析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9年，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已经蕴涵着把图书馆办成自学的场所、帮助学生利用好图书馆的主张。由此，信息分析机构的雏形已经形成。

8.1.2.3　信息分析机构复兴期（20世纪5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学习了苏联的工作经验，信息分析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重庆、陕西、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分别成立了信息分析机构，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经济建设、抗美援朝运动和教学科研工作。

8.1.2.4　信息分析机构繁荣期（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www.daowen.co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信息分析机构的会议和工作条例，明确指示要进一步加强信息资料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我国的信息分析机构加快自动化进程，对信息分析工作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8.1.2.5　信息分析机构提高期（20世纪90年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信息分析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信息分析机构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促进了信息分析工作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资源封闭，个体信息分析企业为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而提供各种服务项目，导致我国信息分析业总体上全面平庸、缺乏特色。

8.1.2.6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分析机构（21世纪初叶）

自2012年大数据的概念被美国政府提出以来，信息分析机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图书情报领域较早进行的与大数据相关的研究为《自然》杂志在2008年刊出的系列论文，如《大数据：欢迎进入拍字节处理中心》《大数据：你的数据如何增长》《大数据：生物物种保护的未来》等，这些研究构成了对大数据关注的起始阶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的辨析，大数据对情报研究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的梳理，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工作模式的探讨等。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为信息分析机构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信息分析机构必须理解大数据环境下计算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变，以及将信息分析作为服务看待，关注基于服务的架构和云计算对数据、信息和分析的潜在影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