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不断深入，网络舆情相关问题的定义常常比较困难，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也没有最优解决方案。网络舆情信息来源广泛且爆发迅速，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常常需要快速、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决策或非常规决策，决策者对于是否已经全面把握了问题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也比较困难，搜寻信息或知识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因而变得复杂，迫切需要进行社会实践、政府内部与科学研究信息或知识聚合。另一方面，决策者在接收了舆情信息之后，通过信息加工形成个体知识，决策者可能经常接受信息和发布信息，其决策过程往往基于直觉、经验、知识或专业技能。个人经验或者说是基于经验而获取的知识，它可以允许一个人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导致了行为的本能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知道的实际上比我们能说出的多得多”，这种隐性知识既包括元认知知识，也包括程序性知识，这两类知识的显性转化及其利用，仍然困惑着很多人。

综合问题解决模型、知识拥有主体和知识分类，网络舆情应对决策过程中的知识供给框架如图5-1所示。

来自社会实践（如社交媒体、互联网采集的数据）、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政策或政府数据等方面的事实性、概念性、程序性和元认知知识伴随着问题识别、分析定义、决策方案设计、问题解决和解决方案的声明四个阶段，每向前推进一个阶段，都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知识及其运用、转化，并逐渐向大范围扩散。同时，问题解决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知识，实现知识更新与保存。(www.daowen.com)

图5-1　面向应对决策的网络舆情知识供给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