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应对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来自政府、科学研究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组织结构复杂且机构实际承担的责任与利益难以区分，多个与舆情事件相关或参与到舆情决策中的实体各自负责什么、任务在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随着舆情管理阶段的不同，各个实体拥有的数据和信息以不同方法、在不同时间分别输入，某个阶段获得并由此产生的信息和知识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依据。由于情境差异、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决策者也常常处于不确定性中，这种不确定性源于信息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决策任务使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到决策过程，这是构成决策信息系统的第一个维度：利益相关者信息维度，该维度由政府、企业、专家、公众等实体具有的信息和知识组成，在舆情应对不同阶段，参与的实体及所需知识类型各不相同。构成决策信息系统的第二个维度是舆情信息管理预防、减少、准备、反应和恢复等阶段任务所需的知识类型。第三个维度是信息的流动，即从输入数据到产生信息、知识、智慧的过程，知识在决策者中生产、提供、传递和反馈，流动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知识碎片、知识差距也由此产生。

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专家垄断知识的风险，科研成果作为一种知识应用被创造、确认和讨论的方法虽然很少被质疑，但是科学研究常常是基于一定的数据范围开展和进行问题的定义，提出的解决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往往不能符合实际决策的需求。

决策者应对网络舆情问题和需要应用不同知识的时候，需要更多当地经验知识、全面数据资源、更多跨学科研究和决策支持实验成果的支持。网络舆情应对决策需要克服狭隘的跨学科性，充分转向多元化的认识，通过多领域、跨学科的知识供给，提高公共关系沟通质量、应用混合方法辅助决策等。从决策人员知识需求的角度来看，如果可以将“研究内”和“研究外”的知识或数据联系起来、实现跨部门整合不同类型知识的时候，社会成员会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学习，决策的成功概率也会得到提高。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邻避事件，以及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事件，在这些事件的网络民意中，公众都反映了对相关知识的迫切需求，需要相关科学知识以及专家对科学知识的专业解读，而科学研究和政府领域都没有及时关注到这一需求，从而导致公众知识走向非理性、科学研究知识偏离轨道、政府知识走向傲慢化，三类知识之间的鸿沟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造成知识流动与共享障碍的原因是什么，已有学者从知识共享和知识供给的角度对企业知识共享、政府知识共享等方面展开少数研究发现，知识共享环境、知识特性、知识拥有者、知识需求者以及供需双方的差异，会不同程度阻碍知识的共享，其中，知识共享环境包括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知识共享平台4个要素，知识特性包括知识的复杂性、内隐化程度和系统化程度3个要素，知识拥有者包括权威性、知识表达能力、知识共享意识和知识保护意识4个要素，知识需求者包括知识感知能力、知识吸收意向、知识接受能力、知识保持能力、知识背景差异等5个要素，供需双方差异包括文化层次、人际关系、职位距离3个要素^[2]。决策制度缺陷往也可能会造成决策知识共享方面的障碍，例如在政府决策中，政府权威常常凌驾于专家知识和公众知识之上^[3]。决策者往往会比较关心其所在组织的既得利益，知识共享并非利索当然，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上^[4]。

本书认为，网络舆情应对决策过程的知识供给障碍可以分为三大类：(www.daowen.com)

1）社会障碍，包括文化价值观差异、沟通不足、理解程度差异，以及不信任感。例如，随着公众对风险感知程度加强，其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抢盐风波”事件的根源就是科学知识缺乏而导致夸大风险的行为。

2）结构障碍，包括机构设置和标准的差异，如政府内部固有的管理组织结构造成了内部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细分带来成果知识集中且自闭、科研标准脱离实践导致成果知识不能有效转化、公众知识分散且常被政府和科学领域排斥等。

3）功能障碍，包括决策目标、知识需求、知识范围、所需重点知识等由于时间、共享平台或激励机制不完善而导致实体间缺乏合作或协调。

从整体层面看，以上三种主要障碍导致知识在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和政府之间充分流动的壁垒，知识有效共享、自由流动和累积需要打通边界限制。例如，通过跨领域合作研究、多元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加信息（科学知识和政府信息）的解读和透明度以增进理解、提高信任感等克服社会障碍，通过改善决策制度、增进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加强跨学科信息整合与分析等克服结构障碍，通过广泛的激励机制研究、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建设完善知识共享平台、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等克服功能障碍。

对知识供给障碍的分析只是基于知识和舆情管理阶段两个方面，从舆情应对决策维度上看，还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把握决策，在完成舆情信息管理的同时，也要确定决策方案，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也更复杂。决策者需要知识，它不是自动产生的，迫切需要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和政府三者之间知识的双向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