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是开展科学高效决策的保障。舆情是公众的情绪、意见和态度，虽然有时是理性的，但它并不能提供完整的决策方案，因为存在其片面性，具体的决策方案最终要由决策组织在理性思维后制定出来。公共性是舆情决策的重要特征，衡量一项决策是否有效和合法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此决策是否代表了绝大部分人的意愿，是否能让绝大部分民众感到满意。

在舆情信息分析活动中，严格的分析流程可以保障舆情的价值。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分析是根据特定问题的需要，对大量相关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形成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新信息的信息劳动过程^[90]。而信息加工过程指通过判别、筛选、分类、排序、分析和再造等一系列过程，使收集到的信息成为我们需要的信息，即信息加工的目的在于发掘信息的价值，方便用户使用^[91]。信息加工是信息利用的基础，是使信息成为有用资源的重要条件。

3.3.3.1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起源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形成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被维果斯基提出，成熟于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与鲁利亚，是社会文化活动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成^[92]。

活动理论，最初用来解释人类意识与活动的本质关系，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意识与活动的关系。其通常作为一个研究人类活动的哲学框架，立足于文化历史观，从关注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六个因素出发对人类活动予以诠释^[93]。

活动系统结构提供了一个人类活动的“根模式”，为理解和构造人类复杂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概念化框架。在活动系统结构和本体结构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帮助缩小计算机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的过渡。

变量水平粒度的活动分析，例如：行动、业务等术语，为观察交互序列、识别嵌入式的知识提供了一个可以灵活地进行放大或缩小的理论透镜。

活动系统指出（见图3-7），分析参与者和集体结构之间的交互行为的基点应该是“活动”。发起活动的人称为“主体”，既可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集体（组织、团队等）。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主体有作用于客体（个体、集体或事物）的潜在动机。当客体为“人”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不愿意受到主体控制的时候，就会产生拒绝主体的行为。Wells在一项并矢通信的案例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94]。

图3-7　活动的层次结构

对客体的作用需要依靠一些工具（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些工具起到连接人与其目标、提高行动效果的作用。此外，活动还包括由利益相关者和合作者组成的“组织”里，因为它处于一定的组织文化中，受到规则和制度的规制，而组织文化则决定了活动中对主体进行的劳动分工。

活动理论对“活动”“行动”“业务”进行划分。人类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参与行动，不必在一个活动中成为直接客体。只有当人们实现了一种活动时，行动才得以完成。然而，从组织层面看，由个体或群体对采取行动、实现目标而产生的满意，通常只在一个共享工作活动的情境中才有意义。在行动这一层级之下是业务，可能是初步了解之后的意识，也可能成为潜意识或常规。也就是说，一个活动包含多个行动，每个行动又会产生多个业务。活动的三个层次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情况下，一个活动可能在不久之后会变成另外一项活动中的一个行动，同理，一个行动可能变成一个业务。活动—行动—业务之间的变移性可以让研究者理解一个行动，同时对其变化产生深刻认识^[95]，其层次结构和层级变换规律与本体结构是类似的。

在信息管理领域，已有学者引入活动理论，深入理解和探索信息管理的整体架构^{[96] [97] [98] [99]}以及研究相似环境中的信息行为^{[100] [101]}。当人们想理解具体行动对活动、参与以及潜能发展的影响时，活动理论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102]。

活动理论已经被引入人机交互^[103]、计算机协作学习^[104]、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105]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对系统设计也产生了重要启发^[106]。在本体开发中，Kuhn使用活动理论的层次概念（即活动—行动—业务）构建了一个本体结构^[107]。O'Leary以活动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用于获取组织中个体活动情境的企业本体^[108]。以上研究探索了活动理论在复杂、定义不明确的活动研究以及本体开发中的理论适用性，但是还停留在相对简陋、缺乏实际应用检验的层面。

王知津引入活动理论，从文化历史观角度构建情报学研究转向模型，其研究认为，活动理论对于情报学中实践性较强的领域（如交互式信息检索、信息搜寻行为、竞争情报活动、信息素质教育等）非常适合从活动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109]。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网络舆情研究，从活动理论视角分析网络舆情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可行，可以如何应用？这是本书接下来深入分析的问题。

3.3.3.2　网络舆情分析活动

网络舆情分析活动是具有明确目的的实践活动，由识别舆情需求、舆情信息采集、舆情信息预处理、舆情分析和舆情利用等多个具体环节构成。

1）主体。在一项具体的网络舆情活动中，开展舆情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是网络舆情活动的主体，主体受到公众热议话题、公众参与等外部因素的刺激而产生舆情活动动机，目的是为了产生舆情分析报告、提高舆情应对决策水平，主体发起活动的动机和目的非常明确。(www.daowen.com)

2）客体。网络舆情分析活动中的客体是网络舆情信息，即多来源的异构网络海量数据。

3）工具。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和精神工具两大类。其中物质工具包括舆情信息采集系统、预处理系统、极性词典、分析系统、检索系统等，精神工具包括语言、经验、分析方法、情境、公共关系技巧、回应策略等。

4）共同体。共同体包括主体、公众、媒体、意见领袖四大类。

5）规则。规则指网络舆情活动受到的组织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等的规制，如公共关系政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网民理性程度、网民社会心态等。

6）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指的是网络舆情活动实践者的角色和分工，例如信息采集人员负责舆情信息采集和预处理，舆情分析师负责信息分析，决策者提出舆情信息需求，舆情分析人员负责生成舆情分析报告，发言人负责代表主体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回应舆情等。

共同体、规则和劳动分工可能会给网络舆情分析活动增加压力和焦虑感。

这样一个模型抓住了网络舆情活动的复杂性，为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化的抽象表达方式。基于活动理论的网络舆情活动框架强调人与技术、人与情报、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交互，是一种适用于所有网络舆情活动的分析模式。

考虑网络舆情应对决策活动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关联性，且活动理论已经被应用在一些复杂活动的建模中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因此，本书认为可以引入活动理论，深入、系统地剖析面向应对决策的网络舆情信息分析过程，作为实现对决策所需数据、信息、知识的聚合的理论基础。

为了全面分析面向应对决策的网络舆情分析活动，本书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人员、组织管理者进行访谈，以及对决策过程、决策知识供需匹配的文献回顾，部分网络舆情应对决策案例的分析，从而建立了网络舆情分析活动的框架。

如图3-8所示，活动的概念化过程是经由网络舆情分析者（主体）受到决策者需求（动机）的驱动而执行了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活动），目的是提高网络舆情应对决策的效率和效果（输出）。

图3-8　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模型

分析者根据决策者（客体）的需求，综合运用物理工具和方法知识解决问题，物理工具包括需求表格、知识库、数据库、案例库、可视化技术等；方法知识如分析技术、理解能力、个人经验、领域知识、公关技巧等。

分析者对何时或如何使用物理工具是较为明确的，但是方法知识在分析过程中的融合使用则相对较模糊，难以界定具体何时使用，或者如何使用。

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是在一定的组织规则下进行的，包括国家政策、地方法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观、组织管理制度、行为规范、组织环境、教育背景等，同时，还受到组织共同体的约束，包括组织、公众、媒体和意见领袖。

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中，分析者和决策者有不同的角色和分工，分析者首先将网络舆情事件信息提供给决策者，决策者理解网络舆情事件信息，分析者需要理解决策者的知识需求，并根据情境和威胁评估来提出相应的舆情应对决策备选方案，指出各方案的优缺点和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以合适的形式展示分析结果，决策者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方案的选择并实施。这种角色和分工往往会使舆情分析活动中的分析者产生压力感和焦虑感。

总而言之，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模型为表达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活动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概念框架，从活动、行动和业务层面深入剖析网络舆情应对决策活动中分析者与决策者的意识与其活动之间关系，抽象反映了网络舆情分析活动本身、活动主客体之间、主体意识和活动之间的复杂性。面向应对决策，网络舆情分析活动该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种种复杂性，让分析者与决策者的知识需求得以满足，同时使分析者能在合适的时候将正确的信息传递给正确的决策者，是本书接下来将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