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给学生讲完创新思维课后，一位学生在课程论坛里发了一个帖子，大意是博学之后才有创造。我从中还读出了这样的潜台词：与其搞什么虚无缥缈的创新教育，还不如老老实实打好基础学好知识再说。

这不是一个人的观点，很多人、包括很多大学老师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知识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知识越多创新能力越强。学习知识和发明创造是不同阶段的事情，只有先学好知识，才谈得上创新，甚至有学者声称“除了所掌握的知识存在差异外，没必要认为创新的人与没有创新的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观点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细分析起来就大可商榷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如何解释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都是在年龄还不怎么大、知识还并不十分丰富的时候就做出了重大的创新发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据媒体报道，我国山西省绛县小学二年级学生李珍就有三项发明获国家专利，中学生史丰收发明了独特的速算法；北京工人吴作礼只有高小文化却有30多项发明；上海15岁的姑娘杜冰蟾1990年发明了震惊学界的“汉字全息码”；高斯17岁就提出了最小二乘法；伽利略20岁发表了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论述；牛顿23岁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海森堡24岁建立了大量子力学；爱迪生16岁发明了自动定时发报机；爱因斯坦最初沉湎于奇妙深邃的“想象实验”（以光速跟着光速跑）时，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正式创立相对论时也不过是一个26岁的青年人；图灵发表了奠定整个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基础的论文时年仅24岁。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研究人员在对数千名发明者的成就进行调查之后发现，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灵感的出现时间最有可能是在29岁。

还有不少例子证明创新并不是博学者的专利，有时某个领域的“外行”反而比“内行”更容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美国伟大的民主诗人惠特曼，完全打破通常的诗歌规范，创造出一种极富革命意义的自由体诗歌，他创作的独具一格的《草叶集》成为美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殿堂的开山之作。惠特曼并不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是一个曾经做过木匠、排字工人、小报编辑的“粗人”；地质学中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由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并论证的；被恩格斯誉为“近代化学之父”的英国道尔顿，他在提出化学原子论时，还是一个化学知识很少的气象学家。正是由于他的化学知识少，不了解当时化学家用来解释混合物与化合物区别的亲和理论，才使得他未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因而从当时化学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溶液均匀性问题中揭示了关于元素化合物的倍比定律，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化学原子论”。

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年龄增长、知识越来越丰富之后，反而江郎才尽、再也做不出年轻时那样的贡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怎么解释国外研究发现的儿童比青少年更具有创造力、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具有创造力呢？

不可否认，没有一定的知识，要想做出有实际价值的发明创造是不大可能的。儿童的创造性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与技能支撑，恐怕也难以直接变成有实际意义的创新成果。也就是说，有创造力还不能与创新成果直接画等号。要做出创新性成果，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能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如此。但有了知识，而且有了很丰富的知识，也不一定就能创新。有时知识多了，反而有可能会束缚创新。

科学家曾对此做过一些实证研究。Simonton曾对正规教育水平与卓越创造性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研究了300多名出生于1450年—1850年间的卓越人物，其中包括达芬奇、伽俐略、莫扎特、伦希朗特、贝多芬等。先确定每个人达到的正规教育水平，然后通过档案法给每人的成就记分。结果发现：正规教育水平与创造性成就之间是一种倒“U”形曲线，成就的高峰出现在大学本科教育的阶段，很少或更多的教育训练（包括研究生教育）与低水平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高水平的知识对创新有负面影响。

另一个是陆钦斯关于“问题解决”的定势研究。他发现，由于个体曾成功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由此形成了定势，这就使有经验的参与者陷入思维的习惯模式中，在解决新问题时产生负面迁移，仍盲目运用以前成功的方法，而忽视了一些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因此，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经验的问题解决者不能解决的新问题，毫无经验的新手却能毫不费力地加以解决。

Frensch和Slemberg的研究也表明，专家们在适应游戏规则变化方面不及新手。他们设计了两类变化：表面变化与深层变化。表面变化包括名称和一组牌的次序的变化，深层变化包括由输者开始下一局而不是赢者开始。新手和专家都在两种变化下受测试，专家特别容易受深层变化的影响，适应它们比新手更困难。这表明，知识使思维在适应世界的变化方面更不灵活。

但另一些科学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Hayes研究了在音乐创作、绘画、诗歌创作等领域，要达到大师级水平的表现所需要的时间。结果表明，在所有被调查的领域中，即使那些最有名的“最具天赋的”人在创作出成名作之前都需要多年的准备。例如，他们考察了76位作曲家从入门到创作出第一首成名作之前所花费的时间，分析了这些作曲家一生中创作的500多部名作。结果发现，这些作品中只有3部是在作曲家创作生涯的第10年以前创作的，且这3部作品都是在创作生涯的第8年或第9年创作的。他描述作曲家创作生涯的一般发展模式是：始于他称之为“默默无闻的十年”，其后才出现第一部杰作，接着创作生涯的10～25年间杰作迅速增加，第25～49年间是创作力稳定的时期，最后逐渐减弱。据此，Hayes认为，准备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心致志于某一学科）对于创新性成果来说是必需的。作曲家、画家、诗人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他们从事的研究中获得充分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该领域里达到世界级水平，这就是所谓创新的“十年法则”。Bloom及其合作者通过对不同的领域如雕塑、数学、网球等达到世界水平成就的人的访谈调查研究，也证明了“十年规则”的正确性，即每个人创作出第一部重要作品之前，其事业都必须经历长期的发展阶段。(www.daowen.com)

上述两方面的证据其实并不矛盾。前者说明了正规的教育并不是越多越好，知识与经验有时可能会让我们形成思维定势从而束缚创新思维；后者证明即使再有天赋的人，在创作出成名作之前，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这种学习和积累既包含知识方面，也包含技能和思维等方面。

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1）为什么正规教育与创新能力不是呈正比关系，而是倒“U”形关系？（2）对于创新而言，知识要积累到什么程度才刚好足够，而不是太多？（3）什么样的知识对创新是有帮助的，而什么样的知识对创新有妨碍作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所谓正规教育指的是学校提供的学历教育。这种教育大多是按照学科和课程分科教学的，大多采取的是班级教学制，有一整套固定的模式与规范，比较强调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这样的教育对知识的传承是有利的，但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个性培养却未必是有利的。另外，学校教育一般只能传授可以用文字和符号表达的显性知识，对于难以用文字和符号表达的隐性知识（又称为缄默知识和意会知识）往往无能为力，而后者对创新发明恰恰更有作用。这也就是在创造发明方面，许多科班出身的人不如非科班出身的人的原因。非科班出身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获得的隐性知识要比科班出身的人多，知识结构也更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很难回答，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创新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很难一概而论，前面提到的创新的“十年法则”可供参考。

第三个问题有人进行过探讨。例如陈文华认为，关于具有创新价值的知识，从参与创新过程的性质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参与创新过程的知识，一类是间接参与创新过程的知识。前者包括逻辑上有必然联系的知识，一些断层的和不确定的知识，多学科、多类型、多方面的交叉知识，以主题为中心构成的结构性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后者包括富有开放精神的文化知识和审美的知识。

我认为，对创新真正有用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知识在个人头脑里是如何形成、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利用的。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一味强调按照前人制定的学科知识体系进行学习，只会使人思维僵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呆子。很难想象，一个脑袋里堆满了按照前人的条条框框组织起来的知识的书呆子，能够有新的发明创造。只有根据个人的兴趣与问题解决的需要，构建我主张的个性化知识体系，形成蛛网型的知识结构，才对创新有利。下列学者的看法可作为我观点的佐证。

有人问爱因斯坦：“谁能搞出伟大的发明？”他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件事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怪人对此一无所知，他就能搞发明。”

我国著名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方面学问的专家，对他这门学问钻得太深、太透，想问题反而束手束脚，战战兢兢。一个外行人，或者半个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如果没有极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故步自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

黄昆院士的体会是：“学习知识不是多多益善，越深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要少而精，既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又不被前人束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