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包”被引进中国起于20世纪末。最开始是一个叫周嚣的人在1999年写了一篇《手提“电子书包”轻松上学》的报道，发表在一本名为《前线》的刊物上，介绍新加坡德明中学一年级学生使用一种名为“电子书包”的多媒体无线电子薄上学。与此同时，有一位叫肖杰的作者也在《现代教育技术》杂志1999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摘自文汇报的报道，题目是《新加坡试用教育电子薄，中学生“书包”重不足800克》。这是国内关于电子书包的最早报道。

早期主要是技术开发商在推广电子书包，学界基本保持沉默。例如，2000年关于电子书包的文章只有一篇，是刘树森发表在《电气时代》上的《人类快步进入电子书时代》，内容依然是介绍新加坡的电子书包试验。到了2001年，关于电子书包的报道多了几篇，主要来自一些跟教育不相关的媒体，内容谈到电子书包的巨大商机。例如，魏雅华发表在《厂长经理日报》上的文章《电子书包打造新富豪》中写道：“电子书包倘若取代课本，就有1000亿美元的市场。”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国内第一台电子书包应声而出。2001年10月29日《中国证券报》报道：“北京伯通科技公司在京宣布，我国自行研发生产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代绿色电子书包正式面世。”当时厂家向学校推广电子书包的理由主要是电子书包可以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但电子书包一问世，质疑之声就伴随始终。2014年11月20日，《中国图书馆报》就发表了第一篇质疑文章《电子书包：减负还是增负？》。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电子书包不温不火，甚至一度沉寂。例如2002年—2003年，虽然介绍电子书包的文章多了一些，但主要是刊登在一些与教育关系不大的媒体和计算机类杂志上，主流学术界基本没有参与。唯一一篇发表在《现代教育技术》杂志上的文章依然是介绍新加坡方面的试验的。2004年全年甚至没有一篇以电子书包为标题的文章。2005年又有了几篇相关文章，其中一篇还提到比尔·盖茨关注电子书包，预测电子书包的市场价值达1000亿美元，但比尔·盖茨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电子书包这个词。2006年只有一篇与电子书包相关的文章，2007年也只有一篇与电子书包相关的文章，2008年有两篇讨论电子书包的文章。

2009年是电子书包真正热起来的第一年，有趣的是这一轮热潮最初是由《电脑报》挑起来的。《电脑报》以“革掉课本的命”为口号，一连发了三篇推广电子书包的文章，其他计算机和电子出版类的杂志也开始响应，这一年关于电子书包的文章明显多起来，理由依然是减负和1000亿美元的市场，还多了一个环保。2010年有关电子书包的文章和报道已达30多篇，发表相关文章的刊物类别也由一般的报纸、计算机类杂志、出版业刊物，发展到一般的教育类、信息技术类杂志。

2010年9月，上海公布了《上海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推动‘电子书包’和‘云计算’辅助教学的发展，促进学生运用信息技术丰富课内外学习和研究”；2011年年初，《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杂志发表了对华东师范大学祝智庭教授的专访《新技术手段给力学习方式的变革》，这两件事标志着电子书包终于得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术界的认可，此时离国内第一台电子书包面世已过去了整整十年。

与以往的推广理念不同，祝教授主张电子书包应该由“实”向“虚”转变，即由关注硬件设备向关注教育应用服务转变，主张通过电子书包转变教学模式和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这已经与最初的电子书包概念和目标明显不同，因而祝教授也认为“用‘电子书包’这个名称似乎已经不能表征这种新型学习技术的内涵了，期待智慧之士提出更好的名称。”

此后，关于电子书包的论文和报道出现“井喷”现象，2011年中国知网上可以查到的关于“电子书包”的文章就有八九十篇，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领域很多主流刊物都有参与。

2012年电子书包话题继续延烧，发表的论文、新闻报道可能有百余篇之多。然而，2012年年底金陵在《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云书包”的概念，事实上宣布了电子书包时代的终结。当所有的资源与工具都放在“云”里的时候，电子书包就剩下一个虚拟的账号和密码，从任何终端都可以登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技术更发达的美国，没有“电子书包”这样的词，只有手持移动电子终端这样的名称。有人说美国的“手持移动电子终端”就是我们说的“电子书包”，但仔细琢磨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手持移动电子终端”强调的是其移动性和网络连接功能，也就是说美国学生使用手持移动电子终端（如iPad）主要是为了上网查找资料，以及利用网络上的资源进行学习；而我们的“电子书包”强调的是设备里的学习资源、电子教具、家校联系服务和数字化教学平台。为了不让学生学习时分心，有些电子书包还专门设计了限制学生上网和老师控制学生电子书包的功能，老师们只希望学生利用电子书包和学校平台上的资源进行学习，对学生通过网络自由获取信息和资源、与他人进行社会化交流并不热心。也就是说，电子书包在实践中还是为应试教育与知识传授服务的。(www.daowen.com)

从电子书包诞生的第一天起，批评与质疑之声就从未间断。当电子书包被再次炒热时，质疑之声也同步增多。质疑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子书包既未能减轻书包的重量，也未能减轻学生学习的负担，反而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迄今为止，没有哪一所学校能真正做到让学生只带电子书包而不带纸质书本上学，电子书并没能完全替代纸质课本。而购买电子书包价格不菲，有些是政府部门买单，这就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为什么纳税人的钱只用在少数人身上？如果是家长买单，无疑就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虽然电子书包有生动有趣、激发学生兴趣等优点，但也有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和影响学生视力等缺点。家长还担忧孩子会用电子书包玩游戏影响学习，以及不会用笔写字等。对于电子书包比纸质书更环保的说法也存在争议，因为生产CPU和淘汰报废电子产品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不见得比消耗纸张对环境的破坏小。

第二，专家学者对电子书包能改变课堂教学模式的预期也未能真正实现。所谓改变只表现在公开课、示范课与少数学校的部分专业课上，大部分学校和课程至今还无法采用电子书包进行常态化教学。作为一种多媒体技术，电子书包并不见得比电脑投影和PPT在辅助教师的“教”上有更多的优势；而在课堂上让每个学生通过电子书包进行所谓“个性化学习”只是一种教育理想，实际上既不高效、也不经济；在课外，学生完全可以使用任何终端上网，并不需要有专门的“电子书包”。

我曾经研究过一些在课堂上用电子书包进行教学的案例，这些案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个性化学习，例如老师让学生通过电子书包步调一致地观看统一的学习内容，用标准化的答案回答问题；整个课堂带有表演性质，有事先排练的痕迹，每个环节时间很短，来不及展开就已经结束，很难让学生真正进行“个性化”学习；如果学生操作不够熟练，或者电子设备临时出现问题，还会耽误时间，影响学习进度。

所谓个性化学习，应该是根据学习者个人的兴趣、爱好、需要，由学习者选择自己想学的内容和适合自己的方式，按照个人的节奏、步骤、进度进行学习。一句话，个性化学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以为在课堂上让学生人人手持一部电子书包，就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其实是一种误解。课堂上学生人数那么多，最好还是由教师主导，否则可能会因为混乱而更加低效；如果只是让学生每人捧着一部电子书包自学，何必需要课与课堂？电子书包在课堂上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学生手中多了一件学习工具而已，它可能在某些课程某些环节有一定作用，但不大可能使教学效果产生质的飞跃，更不可能改变课堂教学结构。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习，必须突破课堂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而只能发生在课外。

正是因为上述几方面的原因，电子书包在试点十多年后依然徘徊不前，无法在国内普及和推广。用江苏省苏州市电教馆金陵先生的话说，电子书包作为官方实验项目虽然搞得红红火火，“但是，从全国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企业高热情、学校冷眼瞧和讨论热气腾腾、实验者少之又少的窘境。”社会各界对电子书包的态度也不一致，有支持也有反对。有媒体报道，广东深圳在推广电子书包过程中，有82.7%的家长持反对意见，还有家长联名发表公开信，上书市政府、市人大和市政协，请求及时制止教育局用行政手段推广电子书包的行为，并获得八成网友的支持。连祝智庭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对于电子书包的应用而言，就目前各地的试点工作进展来看，试验的重心大多聚焦于‘课堂’上教与学的变革，对于真正需要发挥学生主体能动性、体现其个性特征的‘课外’、‘校外’非正式学习仍没有给予足够力度的支持。很多试点设计受‘为电子书包的课堂应用而应用’思路的桎梏，在一些不必要的环节强行将电子书包引入，常常把一堂很好的传统课堂教学改得面目全非。”

电子书包作为用信息技术改变教育教学的一种尝试，其初衷是好的，但走入了误区。虽然电子书包这个概念因早已失去实际内涵而日益被人们淡忘，但并不意味着电子书或电子教材已没有任何价值。未来，当电子书（电纸书）的价格低于纸质书的价格且功能比纸质书强大得多的时候，有可能取代纸质书成为主流学习工具，相应的教与学方式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即使到那时，电子书的用途可能也主要是在课外而不是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