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書綱目》未爲完書，受自身經濟條件的限制，學術興趣的轉移等，江氏停止修撰此書，轉向禮學考證研究，著有《深衣考誤》《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宫增注》《禮記訓義擇言》《鄉黨圖考》等。筆者前已指出，這些考證著述的突出特點，是對於朱熹禮學的揚弃，和對鄭玄注解的重視。由“朱學”向“鄭學”的遷移，映照着清代學術的變遷，代表着清代學術由宋而漢，由博轉精的歷程。乾嘉以來，江氏禮學考證的影響甚大，有必要予以專門的討論。

首先是江永禮學的傳承。江永一生蟄伏鄉間，却桃李滿天下。在就館汪梧鳳不疏園之時，前來相與研學的青年才俊較著者共七人，人稱“江門七子”，其中戴震、金榜、程瑶田三人出類拔萃，在禮學研究，尤其是名物制度的考證上成就卓著，建立起皖派學術的特色。

戴震與江永的學術關係，向受争議。但戴震禮學承繼江永，幾成定讞。戴震的成名作是《考工記圖》，初稿作於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紀昀資助刊行。戴震的原稿只有器物圖像和部分研究心得，他在刊行前據紀昀的建議增加了先後鄭注，并作了補注，引用包括江永的研究。其中明引有三處，暗合處很多，如“戟”圖下附注，注中全引江説^[31]，書中在序言和《釋車》部分有兩處對於“軓”“軌”“軹”“軿”四字的辨析，同時戴震在《文集》又對這一問題續行考證^[32]。但戴震的這一發現承繼江永。江永早已指出，“軓、軌、軹三字轉寫易訛，軹又作軿，尤易訛爲軌。……軌本軹字之訛。”^[33]同時，戴震的深衣考釋承自江永，他的衣料的分配，衣、裳、衽的裁剪，以及位置、功能，均與江永一致，但未提及江永的影響^[34]。這令人疑惑。

金榜著有《禮箋》，仿鄭玄箋《詩》之意，宗法鄭玄，進行專精研究。《禮箋》在形式上仿效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於有疑處擇出經文，下附鄭注，最後以箋名案下己見。其專精專題研究，體現出乾嘉禮學的考證趨勢。如論“《司馬法》有正卒、羨卒之分”，先引戴震之説，結合文獻記載，論及《司馬法》、劉劭《爵制》、李衛公《問對》、《周禮·大司馬》，又比較孫武、管子、班固和《魯頌》的説法，指出《司馬法》中的軍賦難題，癥結在儒者弃經任傳，雜引《管子》，弃引《周官》^[35]。金榜自叙“受學于先師江慎修先生，遂窺禮堂論贊之緒”^[36]。江藩《漢學師承記》將金榜列於江永之後，其直接江氏學術亦可見矣。

程瑶田與戴震、金榜同學于江永。程氏學問博通，篤志治經，戴震自言遜其精密。程氏著有《通藝録》共十九種四十二卷，除卷首的《論學小記》《論學外編》等少數幾篇義理篇章外，其餘多爲考證性作品，包括《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九穀考》《宗法小記》《考工創物小紀》《禹貢三江考》等。贊揚者説他“長於旁搜曲證，不屑依傍傳注，而融會貫通，確有心得”^[37]，批評者説他“尋章摘句，連篇累牘，以致爲使文獻記載前後相通而自改其説，以致不通”^[38]。

程瑶田擅長典制考證，學長專精，深受江永學術的影響。如其《釋草小記》，收有《釋藜》《釋蓬》《釋荼》《釋萑葦》《釋芸》《釋荔》《芄蘭疏證》等，每篇廣搜材料，叙述清晰，間有圖示，極有根底^[39]。其《釋蟲小記》所收的《螟蛉蜾蠃异聞記》《蜜蜂記略》《鸕鷀吐雛辨》《蛞蝓蝸牛本草正訛記》《改正爾雅羭羖牝牡轉寫互訛記》《馬齒記》等，引據確鑿，糾正了不少文獻積誤。將文獻與實物相結合，成爲程氏名物考證的特色。如《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據《爾雅》以桑蟲釋螟蛉，以蒲盧釋蜾蠃，負則以持釋之，《鄭箋》增成其説，但陶弘景注《本草經》進行了訂正，程氏并不盲從。他實地考察果蜾蠃捕蟲喂子的全過程，寫成《螟蛉蜾蠃异聞記》，證成其説。他的《考工創物小記》，采取古器物和銘文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對古代鐘、磬、鎛、車、幹、戈、戟、戚、削、匕首的相關考察，開拓了用實物考證研究古代制度的新途徑。

江永對程瑶田的學術影響，不是考證的結論，而是原則、方法，尤其是江氏禮學考證中展現的專精化特色。相較江永，程氏考證博或不及，精則過之。相比其他學者，亦洵無愧焉。程氏考證後出轉精，但江氏開創之功不可没。

其次，江永考證在乾嘉以來禮學研究中備受推崇。江永學術由其弟子的再傳，其風被及，影響及於凌廷堪、三胡、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等，章太炎、梁啓超的清學史名著均已述及。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開四庫館，采入江永著作十三部，其中考證居多，包括《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宫譜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群經補義》《鄉黨圖考》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江永説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内益重其學。具體來説，江氏考證的書札形式成爲相關研究的典範，其專精研究原則在禮經新疏出現前廣受借鑒。

清代學者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多采取筆札形式。儘管這種形式不始于江永，南宋學者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已開經史考證的先河，與江永同時的沈彤、任啓運等亦在進行類似研究，但江永是其中的典型學者。例如關於宫室的考證，江永既有《儀禮釋宫增注》進行專題研究，又復將其訂正進《鄉黨圖考》。又如，他“以相反卦論卦變”，初稿收於《群經補義·周易補義》，後又增訂改寫進《河洛精藴》，這一觀點成爲卦變研究最有影響的説法。書札考證普遍流行於清代學人中間，如金榜氏曾采札記十數條送閲大興朱珪請序^[40]，戴震亦揀采書札以邀譽^[41]。可見書札性考證普遍流行於清代學人中。考慮到江氏的禮學考證被乾嘉以來的研究者轉相引用，其書札形式的影響不言而喻。

從清代禮學的研究歷程來看，乾隆中後期以後，在經書新疏出現之前，專精專題研究占據主流。相較宋、元、明禮學研究的衰落，清代禮學研究的轉變是重新凸顯《儀禮》的正經地位，以及對於《周禮》典章制度的專題探究，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於禮經的重新疏證，其集大成的著作是孫詒讓《周禮正義》和胡培翬《儀禮正義》，而唐、宋以來一度凌駕《儀禮》之上的《禮記》，其研究稍顯落寞。

清廷在科試上一尊朱注，清初學術研究亦附於宋學之下。清初萬斯大《周官辨非》力攻《周禮》爲僞，方苞《周官析疑》《周官辨》，力詆經文及鄭《注》，皆宋學疑經之餘緒。直到惠士奇《禮説》的出現，惠氏主張從文字訓詁而入典章制度，且宗學鄭玄，四庫館臣以爲他“持論最有根底”^[42]。此後，清代《考工記》研究的盛行和相關名物制度的考證，帶動清代禮學專題研究的勃興。如任啓運《田賦考》、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説》對於古代賦税的研究；江永《周禮疑義舉要》關於《考工》的研究開啓了清代名物制度的先河，其後戴震《考工記圖》、程瑶田《考工創物小記》、錢坫《車制考》、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將專題專精研究推向高潮。最後，孫詒讓《周禮正義》集清代《周禮》研究之大成，廣引衆説，注釋經意詳略得當，被梁啓超譽爲“惟一的《周禮》專家”，其書被贊爲“清代經學家的最後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43]。

清代《儀禮》學的研究亦經歷了由“家禮”漸至“經禮”，由宗敖繼公《集説》而回歸鄭注，由文字校勘而專題深入，最後總結而致新疏産生的過程。朱子《通解》在清初《儀禮》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隨後，黄宗羲、江永、戴震對於深衣的研究，江永、任啓運對於宫室的考證，毛奇齡、任啓運關於祭祀問題的深掘，還有江永、杭世駿、凌廷堪、張惠言等爲解决《儀禮》難讀所進行的諸多嘗試，都極大地豐富了《儀禮》研究。清代《儀禮》研究集大成的著作是胡培翬《儀禮正義》，胡氏本書承四十年功力成書四十卷，自稱其有“補注”“申注”“附注”“訂注”四例，以補正鄭注，爲清代極佳新疏之一。

清代《禮記》學研究不如《周禮》《儀禮》興盛，反映出清代學者重視考據，輕視義理的現狀。江永《禮記訓義擇言》“持論多爲精核”，但是書僅自《檀弓》至《雜記》，未爲完書。朱彬《禮記訓纂》相較孫氏、胡氏之《周禮》《儀禮正義》，又太簡約。清末康有爲、廖平、皮錫瑞又多取短篇論説微言大義，乖失本真。清代《禮記》學始終未能興盛，但這并不影響江氏《禮記訓義擇言》的學術性，尤其是在札記體形式和專題性研究上。

乾嘉以來的禮學考證無不受到江氏學術的影響。相對於乾嘉學者博引江氏結論，江氏的禮學考證在原則、方法上影響更大。江氏考證廣徵博引，參稽衆家而後定。清代學術的研究中，惠棟爲代表的吴派宗法漢學，注重文獻排陳但又案而不斷，相形之下，江氏“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异也。這種博引古人而斷以己見的態度，表徵着學術的生命力。江氏《群經補義》從《春秋》微言中考證出“魯僭郊禘自僖公始”便是一例。江氏説：“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44]馬瑞辰重箋《詩經》，作注《魯頌·閟宫》便引江氏之説，更引《公羊》《穀梁》相關史料進行申説^[45]。這種影響而至現代，如周予同、朱維錚二先生編撰之《中國歷史文選》，在選注《閟宫》時亦引江永此説^[46]。江氏考證創見甚多，有關《周禮》《禮記》的現代注釋多取其説^[47]。但是這種判斷力需要湛厚學力的支撑，清代學者的考證追求專題專精原則，博考衆籍，下以己斷，留下豐厚的學術遺産。

江氏的禮學考證，不僅結論廣被引據，其專精專題研究形式，和考證的原則、方法，影響亦深。説到具體影響，我們可以列舉清代三禮研究的主要著作，一窺究竟。我們知道，江氏《周禮》研究的代表作是《周禮疑義舉要》，《群經補義》亦有少許相關考證^[48]。江永是書《考工記》研究成績突出，是清代《考工記》研究的必備參考書籍。同時，是書在軍制、賦税等方面對於清代典制考證影響較大，金榜《禮箋》、王鳴盛《周禮軍賦説》，均明顯受到江永學術的啓發。

在清代的《周禮》研究中，孫詒讓《周禮正義》是集大成著作，其中引據《舉要》甚多，分析這些引據，亦可窺觀江氏考證影響。孫詒讓《周禮正義》對江氏考證的引據，認爲可取處，均全引用，數量非常多，如《正義·天官·大宰》條引江氏之説二十例，《正義·地官·大司徒》條引江氏十條。江氏《考工記》共札記一百二十三條，爲孫氏《正義》所取者超過九十餘條。

《正義》引據江氏考證，不僅注重結論，而且强調材料的豐富和論證的嚴密。孫氏大段全引江氏考證，如《天官·鹽人》，孫氏不僅引據江氏“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内鹽非所産也”的結論，也引用江氏材料，包括鹽産地，鹽官設置，以及鹽業國營的歷史^[49]。孫氏認同江永考證處較多，如《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孫氏引據江永考證，以爲“江説是也”^[50]；《地官·司徒·遺人》，孫氏引江永結論，以爲“江説是也”^[51]；《大宰》條，孫氏引據江氏，以爲“江説是也，注義未晐”^[52]。孫氏亦附引衆説，明其异同，如《司徒·叙官·縣師》條，孫氏考證江永、姜兆錫、林喬蔭説同^[53]。(www.daowen.com)

孫氏引據注重學術原創性。如江氏“三農”之説别有新意，但主要引據惠士奇《禮説》，孫氏便回溯其源，并下按語，以爲“惠説亦通。”^[54]值得注意的是，《正義》考證并不全據《舉要》，其《秋官》多取《鄉黨圖考》之説。如《小司寇》之職，孫氏引江氏之語，出自《鄉黨圖考》，其後所引江永所云僖十五年、定八年二條，亦出自該書^[55]。《周禮正義》被譽爲清代經師殿後的名著，其對於江氏禮學考證的引據與疑義，證明着江永考證的學術影響。

江氏《儀禮》研究主要有《儀禮釋宫增注》《鄉黨圖考·宫室考》。此外，他的《深衣考誤》和《儀禮釋例》，從不同角度嘗試對《儀禮》進行深入研究。江氏研究的最大貢獻，開啓了《儀禮》專題專精研究的序幕，尤其是宫室考證。清代學者涉及宫室制度，必據江氏研究，胡培翬是其中之一。

胡培翬畢生研治《儀禮》，重視宫室制度。其《上羅椒生學使書》詳述自己全面研治《儀禮》之計劃，其中之一即爲考訂宫室制度。他欲撰《儀禮宫室提綱》，書成擬冠于《正義》之首。胡氏宫室考證主要見《燕寢考》《儀禮正義》相關經注和《研六室文抄》，其中以《燕寢考》爲代表之作^[56]。

《燕寢考》共三卷，卷首論“東方西室疑問”，卷上論“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皆有燕寢，其配偶皆有寢”，“父子异宫”及“正寢的用處”，卷下考證“堂階”、注疏有關“東房西室”的錯誤，及廟寢、庶人之寢室。在“東方西室疑問”中，胡氏據《内則》，同意江氏《釋宫增注》謂“此經爲燕寢之制”^[57]。胡氏據《曲禮》，以爲“凡居奥必東面，《儀禮》每云‘席於奥，東面’，鄭注解當户爲向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言寢之制耳”^[58]。胡氏在卷下“燕寢房室户牖堂階考”引《玉藻》經文，以“按語”形式申説，“江氏謂室中以奥爲尊位，甚是。而疑居恒當户之説，恐不然。由未明燕寢之室户在東，而此經所居爲燕寢故也。”^[59]可見胡氏對江氏考據并不盲從，其于《曲禮》《檀弓》《玉藻》之文皆能融會貫穿，與《儀禮》經文亦皆相合，較江説通達。

胡氏《正義》不僅引據江永宫室考證，同時引據其服制、飲食、祭祀之説，但主據《鄉黨圖考》。服制考證，如卷一引江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今案經不云裳，統於服中，鄭知素裳者，固以素韠推而知之，然亦有所本^[60]。《正義》卷十六引《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胡氏引《新序》表之^[61]。飲食考證，如《正義》卷四“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胡氏以爲《鄉黨圖考》常駁之，恐非蓋論^[62]。

梁啓超論清代學術師承，以爲“戴震受學于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等”^[63]，則胡培翬之學乃江、戴之遺風也。從胡氏師承凌廷堪，且禮學著述對宫室、服制等的考證多引據江氏，從中見江氏學術之影響。胡氏對於江氏考證的不盲從，其對江氏學術的批評與承繼，亦可見清代禮學的傳承與創新。

相比起學者如火如荼地進行對於《周禮》典章的考證，對《儀禮》名物禮儀的訂正，清代的《禮記》研究顯得落寞。儘管《禮記》的研究有乾隆初官方編訂的《禮記義疏》，其他有納喇性德《陳氏集説補正》、李光坡《禮記述注》、方苞《禮記析疑》、朱軾《禮記纂言》等，但影響最大的除了元、明以來通行的陳澔《集説》外，便是孫希旦《禮記集解》和朱彬《禮記訓纂》二書。

孫希旦曾參修《四庫全書》，《禮記集解》爲其代表作。孫氏“易簀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64]。本書多引宋、元理學家義解，如陳祥道、朱子、黄幹、陳澔等，名物制度的研究較少。本書寫作時，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已選入四庫館，但并未遠播。孫氏本書并無徵引江氏之作，未免留下遺憾。論及江氏《禮記》研究的影響，必須提及稍後朱彬的《禮記訓纂》一書。

朱彬《禮記訓纂》共四十九卷，彙集歷代對《禮記》的相關訓釋，其中引據江永考證一百二十條^[65]。《曲禮上》“立如齋”條，朱氏引江永曰：“齋，嚴敬貌。如齋者，正立自定，不跋不倚，《儀禮》所謂疑立，是也。”^[66]《文王世子》條，朱氏引江永曰：“管者，袍竹之總名，以管奏《象》舞，吹禽秉翟而舞。《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禽序興’，是也。大合衆以事，事即奏《象》舞《武》之事。”^[67]朱彬善於從江氏看似矛盾却一脉相承的論述去徵引，肯定江氏對原典的闡釋，又徵引其對原典的新看法，如《文王世子》條，江氏注曰：“大樂正、小樂正所教者，儀文器數，别設大司成一官，專講説義理，故下文有侍坐于大司成，函丈問答之事。此經官名官制，不必盡與《周禮》合。”^[68]

朱彬對江永的批評處也極多，多以“非也”“不然”“皆非之”“誤矣”“亦非也”“得之”“是也”“當矣”等評語述之。如《曲禮上》“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條，朱彬不同意江永的説法，云：“彬謂負販，當如《鄉黨》‘式負版者’之版，雖至賤者亦不可忽。鄭《注》‘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非也。”^[69]《禮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條，云：“彬謂此孔子自任之事。鄭《注》‘我，我知禮也’，孔《疏》遂言‘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非也。”^[70]王文忠研究認爲，“朱氏引據經典，但不迷信經典，而善於批判創新，這與江永的治學理路具有相通性。”^[71]這一看法非常正確。

江氏《論語》研究代表作爲《鄉黨圖考》，本書以《論語·鄉黨》爲切入點，從禮制考證的角度打破了傳統《論語》研究注重考證和義理的藩籬。本書寫作意在爲所編《鄉党文》作注，爲《論語·鄉黨》尋源，具有學術性和實用性。

清代的《論語》研究，劉寶楠《論語正義》爲集大成者。本書的詳博超於舊疏，囊括清代幾乎所有《論語》研究著述，包括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四書賸言》、劉台拱《論語駢枝》、劉寶樹《經義説略》、方觀旭《論語偶記》、錢坫《論語後録》、包慎言《論語温故録》、焦循《論語補疏》、黄式三《論語後案》等，其中也包括江永《鄉黨圖考》。劉寶楠注釋《論語》，直接引用江永多達四十七處，如《鄉黨第十》“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首引江永之説，云：“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内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地。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72]

劉氏引書亦不限於江永《鄉黨圖考》，也包括《周禮疑義舉要》《春秋地理考實》《深衣考誤》等，其中多條引據出自《群經補義》。如《學而》“道千乘之國”，《雍也》“原思爲之宰”，《鄉黨》“趨進，翼如也”等，《季氏》《微子》亦多引據《群經補義》。《群經補義》是江永的讀書筆札，包含着思想的火花，新説迭見，論證嚴密，向受乾嘉學者的關注，值得研究者注意。

此外，程樹德《論語集釋》撰於20世紀40年代，其中多引江氏結論。程氏《凡例》説：“自閻若璩撰《四書釋地》，江永著《鄉黨圖考》以後，世人漸知考證名物之重要。”^[73]本書引據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群經補義》最多，如《公冶長》“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引江永《考實》考證河南衞輝府獲嘉縣西即古甯邑^[74]。《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引《考實》以爲“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75]《泰伯》“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引江氏《鄉黨圖考》“按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綉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左傳‘衮冕黻珽’，當作‘韍’，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76]《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引《圖考》指出“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77]

從乾嘉後學三禮研究名作對於江永學術的引用來看，他們贊同、引據江永的考證結論，注重江永禮學研究在方法、觀念、原則上的創新和啓發。他們對於江永考證的批判繼承，將清代學術研究導向深入，亦見傳承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