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的律吕、曆算研究，代表着學術重心轉向專門考據，同樣的轉變出現在禮學研究中。我們知道，《禮書綱目》未爲完書，江永一再表示，“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説，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异日”^[45]，在與汪紱的通信中亦提及“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46]。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自身精力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加上學術興趣的轉移等，他停止修撰此書，儘管此後仍有《昏禮從宜》類的家禮書編撰，但江氏學術的重心，開始轉向於禮學考證研究。

江永的禮學考證著作，按照成書先後，以及禮學類型劃分，主要有《深衣考誤》《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宫增注》《禮記訓義擇言》《鄉黨圖考》等。這些考證著述的突出特點，是對於朱熹禮學的揚弃，和鄭玄注解的重視。由“朱學”向“鄭學”的遷移，映照着清代學術變遷的影子。

江永最早的考證禮學著作是《深衣考誤》，該書作於乾隆二年（1737）前後，主要考辨《禮記深衣》中的“衽當旁”和“續衽鉤邊”問題。江永的考證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對於鄭玄注的尊崇，一是對於朱熹説的批評。

江永以爲“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説，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訛習舛，或以臆爲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47]。争論的根源“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説誤之耳”^[48]。關於“衽當旁”，江永申論鄭説。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以爲“明其惟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江氏以爲“此廣解凡裳之衽也”，并引《喪服篇》加以證明。鄭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江氏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爲衽也，并引《喪大記》以申其説。江永贊成鄭玄“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的説法，認爲：“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49]關於“續衽鉤邊”，鄭玄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而且認爲：“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50]總之，江永將深衣研究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後世疏注對於鄭玄注的錯誤理解。

同時，江永批評《家禮》所記深衣制度謬不可及，逐一批評《家禮》裁前右外襟圖、深衣前圖、深衣後圖、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等不可通。他以爲朱子錯誤源自承襲注疏及司馬光《書儀》^[51]。他還對楊復的辯護提出批評，指出：“續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即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52]他認爲楊氏“以鄭注破疏家之謬”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未細繹經文，造成“疏説本不誤者以爲誤，而其真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53]。

江氏推尊朱子學術，但并非盲從，其對朱子學説的細節修正，體現出學術的新創和獨立。江氏宗主鄭玄的做法，表現着清代漢學的復興趨勢，揭開了清代禮學由“宗朱”轉向“宗鄭”的序幕。四庫館臣以爲“永説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其説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54]

《深衣考誤》僅止一卷，儘管考證精核，但難以盡窺江氏禮學全貌。同樣，江永的其他禮學考證著述，《儀禮釋例》僅有衣冠體例，《儀禮釋宫增注》只涉及宫室，《禮記訓義擇言》至《少儀》爲止。相較之下，《周禮疑義舉要》雖間或因所疑而札記，但因涵蓋六官，篇幅完整，考證深邃，可窺觀江氏學風。

《周禮疑義舉要》萌生于江氏前往京師訪學，編修吴紱置以《周禮》諸問，經累年札記成書。本書共七卷，解决了《周禮》研究諸多問題，如三農、四望、軍賦、車制、文字訓詁等，并對《考工記》研究影響深遠。四庫館臣謂“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説，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核”^[55]。

《舉要》主要措意於典制。以衆説紛紜的三農、四望爲例。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江永以爲皆未當，他認同惠士奇《禮説》上農、中農、下農的説法，并引《管子·揆度篇》加以確證^[56]。“四望”出自《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本爲祭祀名山大川之禮，而賈公彦疏曰：“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遥祭之，故云四望也”^[57]，這顯然是臆説。江氏考察諸家之説，以爲鄭興“日月星海”之説近之，并證引《大司樂》《司服》，何注《公羊傳》、杜注《左傳》等^[58]，證明“四望亦有遠近”，并引據注疏證之。一條札記考證，引據充分，論證嚴密，結論新穎。

該書進行的校勘、异文等處理，解决了一些研究難題。如《周禮》典制多與《孟子》《王制》不合，江永認爲原因在：“《周禮》就其虚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對耳。”^[59]在文本方面，一般認爲石經較文獻可靠，但江永認爲應具體而論，石經有衍文，疏注可參考^[60]。對於鄭注，江永亦指出其可商榷，甚至錯誤處，如他認爲鄭注“以脂贏羽分五大獸”爲非^[61]；又説“鄭玄以騂剛解九屬，十二分野解十二壤未確”^[62]，表現出獨立的思考和學術判斷。

《周禮疑義舉要》針對鄭注，探賾索隱，考證精詳，結論可信。許作屏作序，謂：“康成爲《周官》功臣，賈公彦爲康成功臣，而先生（江永）又爲鄭賈之功臣也。”^[63]江永的《周禮》研究，以札記形式，宗法和補苴鄭注，擺脱了朱熹學術影響，代表着清代鄭學復興的濫觴。

江氏《儀禮》研究，主要是《儀禮釋例》和《儀禮釋宫增注》，二書年代無考，均草創待定之作。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永參編的《儀禮約編》完成後，汪基便提道：“昚齋更擬仿杜預《春秋釋例》條爲《儀禮釋例》一卷，成書當爲補入。”^[64]但最後成書的《儀禮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又寥寥數頁，實爲未成之書。

該書“釋服”共分“天子冕服”“諸侯冕服”“大夫冕服”“爵弁服”“皮弁服”“韋弁服”六類，每類先引經文，下附注疏，廣引衆説，斷以己見，考證精詳，且多新説^[65]。本書爲未成之作，瑕疵較多。如江永認爲“《周禮》之韋弁即爵弁”，四庫館臣批評“其説過新，不可信”^[66]；錢熙祚考證指出，兩者材質不同，色彩不同，式樣亦不同^[67]。

江永以“釋例”方式研究《儀禮》，獲得廣泛贊譽。如杭世駿認同江氏，“以爲《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68]凌廷堪《禮經釋禮》亦以《釋例》爲端緒。凌氏成績無需贅述，江氏開山之功亦不可没。

《儀禮釋宫增注》係誤對“朱子”《儀禮釋宫》進行增訂。《儀禮釋宫》作者本爲李如圭，因誤收入《朱子文集》，被視作朱子禮書。這個錯誤一直到清代中期編修《四庫全書》時才被發現。江永將“朱子”《釋宫》冠諸《禮書綱目》卷端，爲之補苴詳注，而成《增注》一書，可見其對朱熹學術的推重。(www.daowen.com)

《增注》成書時間無考，江永《鄉黨圖考》卷四“宫室”亦對“朱子”《儀禮釋宫》進行考證。兩相對照，“宫室考”將江永按語附於每條之後，《增注》則散入其間，則“宫室考”爲《增注》之增訂。四庫館臣以爲江永“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其辨訂俱有根據”^[69]。具體來説，江氏考證“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引《雜記》《大戴禮》，以爲“夾室”二字乃指“夾”與“室”言之，本各一處，《注》《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江氏又謂“門屏之間曰寧，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内”，邢《疏》李巡《爾雅注》均誤，此皆爲江氏精審之處。

江氏考證亦有瑕疵。如鄭《注》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决，永乃謂：“賓坐户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揆諸《鄉飲酒義》，殊有難通。又《詩》“南東其畝”，永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户”語勢正同，亦無所據^[70]。

儘管如此，江永采取“釋例”的方式，突破了朱熹《儀禮經轉通解》以來宗法《儀禮》的苑囿，標志着江氏《儀禮》研究的新創。他的考證，其主旨在於承繼朱熹學術，進行宫室的增訂，但在實行中，更多取材先秦典籍，代表着清代前中期《儀禮》研究由取徑宋、明到宗法漢、唐的轉變。

江永《禮記》研究代表作是《禮記訓義擇言》一書。是書成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永時年八十歲，但乾隆四年前書稿已具，名曰《禮記擇言》^[71]。至乾隆十五年（1750），江氏七十大壽，戴震撰壽序稱所讀江氏書中有《禮記擇言》，則江氏又歷經十年打磨，方成是書。江永自叙因吴澄禮書“多割裂竄易，失其本義……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禮記》多裒聚諸家之説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己説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太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簽識，僅得一十五篇，程爲論次録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録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鋭故也”^[72]。則是書非《禮記》全本，僅自《檀弓》至《雜記》，于注家异同之説，擇其一是，爲之折中。

本書主要批評陳澔《集説》及吴澄《纂言》，考證精核，四庫館臣已指出數例，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宫，至喪畢乃遷新廟，又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則此廟實爲殯宫。永説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异同^[73]。

此外，本書校勘成績顯著。如對“爨室”的考訂，鄭注“禮，浴於適室”，孔疏極力爲鄭注辯護，江永以爲“曾子易簀當在適室，喪事由近即遠，安有遷尸而浴於他室者？此必有誤字。疑是‘奥室’之訛。‘室’當爲衍字。又或本作‘室奥’，因‘奥’訛‘爨’，故遂改作‘爨室’耳”^[74]。又，《喪服小記》“而立四廟”前後闕文，江氏以爲“亦當缺疑，未可輒改經文也”^[75]。

江氏考證亦有疏忽，四庫館臣以爲《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條，永宗王肅之説，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説臆度^[76]。錢熙祚指出，《曲禮》“禮不辭費”，鄭注“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謂“言而不行爲辭費”，最合鄭旨。朱子謂“辭達則止，不貴於多”，是誤以辭爲修辭之辭，江氏申朱子意，歷引冠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祝之辭，皆不尚多爲證，尤迂闊。又論其文本錯誤，如《喪服小記》論“麻同兼服”，汲古閣本作“麻葛兼服”，江氏據此謂注疏本作“麻葛”，而《儀禮經傳通解》諸本皆作“麻同”。毛刻注疏往往隨意改易字句，江氏據爲定本，而反以諸本爲誤^[77]。儘管江氏考證不免缺陷，但“全書持義多允，非深于古義者不能也”，其中若辨程大昌“袒爲免冠”，及皇氏“髽衰爲露紒髽”之誤，尤爲精鑿不磨^[78]。

江氏《禮記》研究步武陳澔《集説》、吴澄《纂言》，他聚焦材料考辨和校勘研究，相較宋、明《禮記》研究注重義理闡發，代表着清代《禮記》研究的新趨向。

江永在康熙六十年（1721）編撰完成《禮書綱目》後，旋即轉向禮學考證研究。從最早《深衣考誤》附《禮書綱目》編撰之後，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氏八十歲，其考禮諸作，包括《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等皆撰成，江氏對於禮學的研究，也由禮書編撰轉向了考證研究。這種轉向，包括江氏對於律吕、曆算、音韵的研究，代表着清代學術由宋而漢，由博轉精的歷程。

表面上，江永後期禮學研究轉向考證研究，似乎與禮書編撰無關。實際上，從禮書編撰轉向考證，有着内在邏輯。首先，大型禮書編撰非個人精力可以完成。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其續編，本擬通過朝廷書局進行修撰，未果後，由朱熹發凡起例，門人合纂續編完成。江永的禮書編撰，未能具備朱子的條件，只好删削注疏，却因簡潔而獲得意外成功。但在江永心中，《禮書綱目》是未成之書。江氏停止續撰此書，轉向禮學考證，是受制於自身精力限制的必然結果。

其次，江永禮書的編撰爲禮學考證研究奠下基礎。比如，《深衣考誤》以朱子《家禮·深衣》爲指摘對象，朱子《家禮》及其材料亦被分煉進《綱目》編撰中。《儀禮釋宫增注》也是江永對於《禮書綱目》篇首卷下引據“朱子”釋宫，而進行增訂。江永的禮學考證在内容上，多爲其禮書編撰的延伸。在具體考證上，江氏的一些結論萌發於禮書編撰時的思考，如天子宗廟九獻之禮已在《禮書綱目》中提及，又在《周禮》研究中得到精細考證，形成定論^[79]。

乾嘉禮書編撰的式微和禮學考證研究的盛行，以及江氏考證影響所及，説明禮書編撰向禮學考證的轉變符合學術潮流。《禮書綱目》編撰完成後，只在有限的範圍内流傳，以致乾隆初，同邑汪紱還不知曉具體書名，謂爲《三禮合參》^[80]。《禮書綱目》被三禮館徵集，而後四庫館繼徵，但清代的禮書編撰中并不見其影響。秦蕙田主編《五禮通考》，也僅通過戴震瞭解該書概况。曾國藩對此書較爲看重，以爲“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熄頓漸諸説之争”^[81]。但亦限本書融合考據和義理的特色，爲其致用。清代前期經禮書編撰較多，除江永外，還有盛世佐、任啓運，梁萬方等，而後期則漸次凋零。相反，清代後期，無論禮學新疏，還是學者考證，以及禮書編撰，均呈現出濃厚的考證興味，且引據江永考證較多。如孫詒讓的《周禮正義》、胡培翬的《燕寢考》、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以及金榜、程瑶田的專門考證等。即使禮書的編撰，如黄以周《禮書通故》，亦放弃傳統注疏形式，以專題考據作爲重點，將江永以來的禮書編撰和禮學考證推向新高度。一定程度上講，江永的禮學考證是禮書編撰的繼續和升華，儘管兩者形式上异趣。

從清代學術背景看，乾隆初期的學術研究依然崇朱，清代禮學考證的繁盛出現在乾隆後期及嘉、道時。儘管大部分學者研究大多受益于朱子學術影響，但在實際的研究中，他們由“朱學”而“鄭學”，從“尊敖”（敖繼公）到“尊鄭”（鄭玄）漸進。我們知道，敖氏《集説》離异鄭注，具有濃郁的疑經風氣，影響及于清初禮學研究，如萬斯大《儀禮商》、姚繼恒《儀禮通論》、方苞《儀禮析疑》等。乾隆初修撰《儀禮義疏》，在章節方面一準朱熹《通解》，但闡釋仍以敖注爲主。學者在參與修訂中參閲鄭注，反復對勘，漸有批敖申鄭之説，其中尤以吴廷華、褚寅亮、凌廷勘最著，從而漸起對於鄭注三禮的研究和禮學考證的盛行^[82]。江永禮學考證批朱崇鄭的特色，正是時代學風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