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學術領域廣泛，長於步算、鐘律、聲韵、禮制考證。其律吕、曆算成就何如，和江氏其他學問的關係，以及是否受到江氏禮書編撰的影響，值得討論。

江永律吕著作有《律吕管見》《律吕新論》《律吕新義》《律吕闡微》等書。其中《管見》已佚，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載，乾隆三年（1738），江永覆書汪紱，謂附入《禮書綱目》之《律吕管見》二卷，以合九十一卷之數。而《新論》二卷實同四庫本《禮書綱目》所附律吕書，則《管見》《新論》實爲一書。《新義》四卷作於乾隆十一年（1746），其書《皇言定聲》居首，《管》《吕》要言爲《稽古》第二，旁通廣證爲《象數》第三，造律制樂爲《餘論》第四，後附《鳧氏注疏考誤》。《闡微》一書以《新義》爲基礎，成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全書共十卷，“其作書大旨，則以明鄭世子載堉爲宗。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與之微异”^[37]，爲江永律吕研究之大成。

江永曆算研究承繼律吕之後，認爲“律與曆通”^[38]，“天有十二月，律有十二管，律曆自然相應”^[39]，其曆算著作主要有《曆學全書》和《推步法解》。《曆學全書》成於乾隆五年（1740），本書初名《翼梅》，戴震訂爲《數學》，四庫館臣改作《算學》，共八卷，附《續曆學》一卷，意在羽翼梅文鼎説，亦不乏批評之見。《推步法解》成於乾隆十八年（1753），共四卷七篇，末附《推步鈴》一卷，本書於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恒星六曜之行，皆具密法，其書主要内容被戴震録入秦蕙田主編之《五禮通考》“觀象授時”部分。

江氏自叙其律吕研究受到蔡元定影響，通過結交王蘭生，窺觀李光地學術，并參通朱載堉《樂律全書》而萌生增訂之意^[40]。其曆學研究，“少好天官家言，始讀《尚書》‘閏月’‘璿璣’兩注，即學布算。弱冠後見黄石齋《答袁坤儀書》，始知地圓，又得游子六《天經或問》，已詫爲奇書。三十在金陵，有佴氏者，家有《崇禎曆書》，乞假一觀，永爲曆學，是年驟進。”^[41]他瞭解西洋曆法，又私淑梅氏，著《翼梅》正梅氏“歲實消長”之説，成一家之言。

江永没有特别説明其律吕、曆算著述與《禮書綱目》有關，但其相關研究受益《綱目》處甚多。朱子《通解》將“樂”放入學禮，江永則在朱子禮書基礎上，于《鐘律》前補輯《樂制》，并增補“樂制”“樂事”及“鐘律”。他以《樂記》爲主增補樂書，且置於卷末，實現禮樂會通。《綱目》禮樂合璧的結構和對樂律的清理，爲江氏的律吕研究準備了條件。同時，朱熹將曆法放入王朝禮類，但其編纂較爲含混，許多篇目闕略。江永在朱子基礎上進行增訂，將曆算調至“通禮”，并對《曆數》《夏小正》《周月》《月令》等篇作了校勘，對朱子《曆法》進行分段整理和重新審讀。表面上，《綱目》編撰與其律吕、曆算研究并不相涉，實際上，《綱目》對於律曆的重新整理，爲其相關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江永在律吕、曆算研究中展現出的獨立學術精神，以及對朱子學術的批判繼承。比如《四庫全書》本《禮書綱目》後所附論律吕書（即《管見》），其中批評蔡元定律書，有三條札記。我們知道，號稱西山先生的蔡元定是朱熹學生，“其書實與朱子商確（榷）而成，蔡氏之書，即朱子之書也”，其“律吕本原、辯證二篇，固爲朱子所極取”。但江永以爲其書“猶有未盡善者”，“執蔡氏之書而求合於管弦，無异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劍也”。在江氏看來，“從來天下事，是非當否，當以理爲斷，不當以人爲斷。當以目前有據者爲定，不當以古説久遠者爲定”^[42]，表達出其徵實態度。這種批判繼承的態度，見諸江永《禮書綱目》編撰中，在繼承宗法朱子禮書，以《儀禮》爲主進行編撰的同時，在體系上更定，材料增删，批評地繼承和批判朱子學術，正如汪廷珍所説，江永“承朱子之學，而不苟同于朱子”^[43]。

汪廷珍同時指出，“先生（江永）於學無所不窺，而大旨歸於實事求是。……其於樂律也，大旨主朱載堉而起，算則依密率”。我們知道，《律吕闡微》是江永最重要的定論性律學著作，對朱載堉樂律理論有所發展，而朱氏爲前明皇裔，其學術爲盛清皇權遮蔽，江氏爲之發微闡幽，體現出實事求是的學術追求。在曆算研究中，江氏能够突破傳統“西學中源”説，堅持從事實出發。他對梅氏“西學中源”説的糾偏，受到清代學者的廣泛批評。因爲“西學中源”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44]，從中亦可見出江永學術的實事求是。這種獨立，同樣見於《禮書綱目》承繼朱子禮書進行賡續和增訂的進程，其中尤以對於朱熹禮書材料的辨析爲要，計有一千多條按語，展現出江氏的徵實態度。

如果説江永的理學、制舉用書的編撰，有着致用屬性，那麽，他由禮書編撰轉向律吕、曆算的著述，展現出學術重心的轉變。一是學術研究的内容，從禮書編撰的理學體系，轉向律吕、曆算的考據實證研究，表現出清代中期學術由理學轉向漢學的歷史進程。二是專門研究的盛行，不僅是律吕、曆算諸作，包括江氏後期的禮學考證，以及音韵、史地等著述的撰作，如江氏《古韵標準》以音韵爲切入點，深入《詩經》研究，其《春秋》研究而轉向地理考證，代表着清代學術的新趨向，即專門研究的盛行，這成爲乾嘉學術的表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