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一生蟄伏鄉曲，以鍵户授徒和編撰制舉爲生，同時從事學術研究。在《綱目》編撰前，他參編了汪基《三禮約編》，分撰其中《周禮》《儀禮》部分。儘管江氏意識到“雖隨行逐隊不免從事舉業，亦不過頭巾茶飯，若聖賢茶飯，所以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28]，但受經濟條件的限制，授徒之余，江氏也編撰制舉用書，輔之以營生，其中包括《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鄉党文擇雅正編》《鄉黨圖考》等。乾隆五十一年，江南鄉試以《鄉黨》命題，士子主江永之説者皆得中式^[29]。

《四書典林》成書于雍正十二年（1734），江永時年五十四歲，該書“爲初學備作文之資糧”，共三十卷，分天文、時令、地理、人倫、性情、身體、人事、人品、王侯、國邑、官職、庶民、政事、文學、禮制、祭祀、衣服、飲食、宫室、器用、樂律、武備、表紀、珍寶、庶物、雜語諸部。每部下分若干條目，每條目下分若干詞條，如“天文”部下分“日”“月”“天地”等目。“天地”下分“太極”“太初”等條。每條後引文獻詳闡，備舉子作文之用，如“日”下之“離”，注用《離》卦“日月麗乎天”。

《四書古人典林》爲《四書典林》續編，共十二卷，主要收録人名典故，分帝王、古臣、古賢、聖賢、諸侯、大夫和雜人七部，彙聚四書涉及之神農、堯、舜至周幽、厲等帝王，后稷、皋陶等大臣，伯夷、叔齊、柳下惠等古賢，孔、孟等聖賢及孔門弟子，齊桓、晋文等諸侯，管仲、晏嬰等大臣，雜人部收録共工、驩兜、揚朱等，最後附列女，包括杞梁妻、南子和齊女。

江氏二部制舉用書的編撰是對當時學風的一種糾偏。因爲士子研習舉業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很少研習古經注疏，而徑取朝廷規定之《四書大全》《欽定四書文》等，弋取功名。是時制舉大多沿襲薛應旗《四書人物備考》，事無提要，既不便學者觀考，又排纂無法。相較而言，江氏二書收集材料比較完備，應用材料準確，引據原文、注疏，并附案語，踵肩《禮書綱目》，取得編撰成功。

二書編撰特色有三。第一，編例簡潔。類書編撰需要豐富取材，簡潔表述。江氏徑取《綱目》經驗，采取“某見某章”和“節引”編例。在《四書典林·凡例》中，江氏提出“同一事辭，彼此皆當載者，或并載之，或詳略互見，或注云詳某。同類中當迭出者，注云見前見後”。同時，江氏提出“注釋有不可省者，略釋一二，或用古注，或用先儒説，或以己意融貫”^[30]。

《四書古人典林》編撰亦如此。如卷一“帝王部上·神農”下有“始爲蜡”條，此條出《郊特牲》，江氏先引《禮記》原文，後附節略疏解^[31]。“堯”下有“放勛”“平章百姓”“命羲和”“咨登庸”“咨若采”“試鯀”諸條，皆引自《堯典》，江氏除“放勛”條注明自《堯典》外，其餘均用“又”表示，以便簡省。本書條目及訓釋多爲節引，如“平章協和”條引《堯典》及訓釋：“平，均。章，明也。于，談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也。雍，和也。”^[32]訓釋并不見於孔安國《注》，及陸德明《釋文》，而據孔穎達《疏》簡作。此外，本書編撰較多使用“詳某章”編例，如“咨登庸”條引《堯典》原文，標明“注詳丹朱”，同樣編例見“咨若采”“如天如神”“就日望雲”等條。(www.daowen.com)

第二，考證精核。以《四書古人典林》爲例，卷一“舜”下“顓頊之裔”條，江氏先引《史記》載舜世系，後以按語形式引《左傳》《國語》相關記載，認爲《史記》闕略“幕”一代，同時批評“賈逵、韋昭以幕爲虞思，誤矣”^[33]。我們知道，《禮書綱目》采取“分章别句”和“分經附記”方式，體現着擬選主題與材料間類似經傳的關係，這種關係包含着禮學考據的萌芽。江氏制舉編撰受此影響。如卷五“聖賢部上·孔子”條，條目之“始生”“父卒”“合葬於防”“學琴”“適周訪禮樂”“聞韶”“相夾谷”“隳都”“厄陳蔡間”“修詩書禮樂”“讀易”“獲麟”等，將孔子出生、家庭、學習、爲相、流亡、修書、授徒的人生經歷，極其詳細地展示開來，其條目與主題間形成嚴密的邏輯結構。

這種文獻排陳所體現的考證特色涉及多數條目，其中以“孔子”條最著。以“始生”爲例，江氏先後引《家語·本姓解》《穀梁傳》《公羊傳》《論語》《括地志》《史記正義》《孔庭纂要》《魯語》，《詩序》及鄭玄注、《檀弓》，材料豐富，且嚴加辨正。如他認爲《家語》“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記載有誤，并據《春秋經傳》改正^[34]。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對孔子“出生年月”的考證，《穀梁傳》以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公羊傳》以爲生於“十有一月庚子”，司馬遷謂其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江永據《春秋》經書“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確定孔子生年以二《傳》（《公羊》《穀梁》）爲正，月、日以《榖梁》爲正^[35]。江氏還對孔子出生地和尊諱進行了考證。這種學術性考證，提升了制舉用書的價值，使得江著避免了類似書籍湮没不彰的命運。

第三，與《綱目》相似，《典林》二書引書數量衆多。據統計，江氏《綱目》引書93種，而《典林》二書引書160餘部，其中史部31部，子部48部，緯書3部，總集4部，别集13部，政書、類書4部，小學類2部^[36]。與《綱目》類同，其引據經部漢宋兼采。如《四書典林》，于《易經》引據《程傳》《本義》，《尚書》引據《孔傳》《孔疏》和蔡沈《集傳》，《詩經》用《毛傳》《鄭箋》和朱熹《集傳》，《春秋》三傳采引漢魏古注和胡安國《春秋傳》，《左傳》主引《孔疏》。三禮據鄭注及孔、賈注疏，也引宋、元注解，如《周禮》引王安石《周禮注》，《儀禮》采朱熹《通解》，《禮記》賅括陳澔《集説》。

江氏《典林》二書在編例上的轉引、節略，材料上的考證，引書上的漢宋兼采等，受到《禮書綱目》的影響。但其所受影響限度不能高估，因爲類書編撰對材料數量和品質的要求，受到編撰本身的限制。江氏《典林》二書注重制舉用書的實用性，同時兼具學術性，成爲類書編撰個中的翹楚，具有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