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書綱目》是江永禮學研究的重要著述，亦是其學術研究的最大著述。本書撰成於康熙六十年（1721），江永四十一歲。該書大篇長什，體大思精，清代學者提及江永學術，均稱頌是書。如江永《群經補義》和《鄉黨圖考》向被認爲考核精詳，但阮元認爲二書相對《禮書綱目》“皆吉光片羽，非其絶詣”^[3]。而阮序代工者張鑒更誇張地用“《群經補義》《鄉黨圖考》，譬諸九鼎一臠”來相比“卷帙煩重，人間轉抄希少”的《禮書綱目》^[4]。這一評價雖有溢美之嫌，但亦可見清代學者對江氏禮書的推尊。

《禮書綱目》據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增訂而成。朱熹《通解》以《儀禮》爲宗，藉古禮以資考核，其書編撰有兩個特點：體系上以家、鄉、邦國、王朝爲範圍分類，與《大學》“修齊治平”模式相同，有着鮮明的“經世致用”旨趣；在材料處理上，《通解》每篇首列經文，下附音韵訓詁，再引鄭注賈疏，并諸儒之説，斷以己意。這種做法使得清季主張漢宋調和的陳澧以爲：“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5]

江永對於朱子禮書的增訂和重編，體現出宗朱傾向。如在體例設計上，《綱目》表面上突破朱子禮書“家齊、國治”模式，而回歸古代禮儀，宗主《周禮》，但在具體編撰上接近朱子禮書，以冠、昏、喪、祭排序，用復古外衣對朱子體系進行重構。在材料處理上，本書宗法朱子，進行“分章别句”和“分經附記”，同時删削了注疏，但在异議處仍以按語形式表達己見，以内容和形式而言，其考證總體上未能超越朱子禮書。

江永是書編撰完成後，在很長時間内，并未有新的著述面世。不過這期間，他一邊授徒講學，一邊完成學術規劃，其禮學、律吕、曆算、制舉、理學等著述，都萌生於這一時期^[6]。在蟄伏近二十年之後，乾隆七年（1742），時年六十二的江永完成了對朱子學的進一步探究，《近思録集注》一書殺青。

對《近思録》的重注，有着時代和學術因素。《近思録》雖爲理學入門書籍，但重要性不言而喻，朱熹説：“《近思録》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7]由於該書涉及高深的理論體系、專門的理學術語，初學者以此入門，似易而實難，對於此書的訓注應運而生，其中最重要者是葉采的《集解》。葉氏“悉本朱子舊注，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説”^[8]，其書在元、明風行。此外流行的還有明代周公恕《分類經進近思録集解》，周氏擅改葉采《集解》，抄襲葉氏又隨意改動篇章，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9]。江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原本次第，爲之集注”^[10]。

清代《近思録》注本較多，江注前流行的是茅星來和張伯行注本。茅星來以葉采《集解》粗率膚淺，了無發明，解所不必解，字句舛訛等由，重注《近思録》。儘管茅氏言稱“名物訓詁，雖非本書所重”^[11]，但其書實以材料考證見長。張伯行《集解》成書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其長在義理闡發。

江永未曾明確表示見閲二書，但江氏《集注》較好地融合了茅、張注釋優點，其書最大的特點是“以朱子之語注朱子之意”。他“沉潜反復有年”閲讀《朱子遺書》，“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録者，悉采入注，朱子説未備，乃采平嚴及他氏説補之，間亦竊附鄙説，盡其餘藴。”^[12]四庫館臣給予此書極高評價，認爲“引據頗爲詳洽。……雖以餘力爲此書，亦具有體例。”^[13]

以卷一“道體”爲例，朱、吕輯論程頤“中和”。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www.daowen.com)

關於這段話，茅注重材料考辨，指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來自《繋辭》，末又説明“此條今見《遺書》暢潜道本，列《文集》，誤”^[14]。張注重義理闡發，指出程子引《易傳》與《中庸》相發明，示人之意切^[15]。

而江注兼具二者之長。儘管江永認爲“是書非爲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16]，但仍重視材料的窮盡，次序的排陳。對程子所論“中和”，江注以非標注形式，先引《中庸章句》逐字解釋“喜”“怒”“哀”“樂”“大本”“達道”等概念，再引《文集》論述朱子所謂“中”“和”，最後引《語類》《或問》，由辭通道地對“中和”概念進行升華闡釋^[17]。江氏以朱子之語集注伊川，層層遞進，幫助讀者理解程子語録，同時窺觀朱子思想堂奥。

如有不同意朱子意見，或需補充説明，江氏便以按語形式表達己見，或引黄榦及葉采諸説。如“道體”章引伊川《程氏易傳》釋“革上六”，論及“自暴”“自弃”與“小人革面”之關係，江氏先引朱熹論孟子與程頤關於“下愚不移”的差异，又據朱子論孔子“不移”之説相證，且意猶未盡，又補以葉氏論紂之説，證明愚昧程度取决於性的善惡，而非智力差距^[18]。

《近思録》所輯語録，朱子闡釋時有闕焉，江氏則自注己見。如“道體”章，“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面，只是私心。”永按：“義理之正，人心所同，故公則一人。”^[19]此外，江氏較多引據黄榦之説，尤其是卷二“爲學大要”章，如“横渠問于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一段，江永引黄氏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段，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内外，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20]

江注《近思録》的編撰，實際上是《禮書綱目》編纂原則和體例的繼續，甚至包括引據材料的邏輯關係。儘管“《近思録集注》實擷宋學之精”^[21]，但説到底，“不過是考證性的資料彙編”^[22]。江氏注引朱熹語録，如朱説未備，則復采他注，時下己意，這正是《綱目》“以古經爲主，經不足，補以傳、記，又不足，則旁證以諸家之説”^[23]編撰原則的繼續。

《禮書綱目》宗法朱子，江注《近思録》亦是尊朱。我們知道，《近思録》輯録北宋四子之書，包括周敦頤、程頤、程顥和張載。江永“以朱子之語注朱子之意”，事實上變“四子之書”爲“五子之書”。這種做法并非原創，鄉賢汪佑便“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爲《五子近思録》”，後施璜又采入明儒語録，卒至衍説泛濫。有鑒於此，江永《集注》僅取朱説，表現出他對朱子學術的推尊。這種尊崇亦表現在《集注》對《近思録》篇章綱目的完全承繼上。

《近思録》初出之時并無篇目，“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爲先後，而不及標立篇目”^[24]，但據《朱子語類》吴振記載，朱熹曾標立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25]葉采《集解》和茅星來《集注》均變异朱子篇名，如卷二原作“爲學大要”，葉氏更作“爲學”，卷五原作“改過遷善，克己復禮”，茅氏更作“省察克治”，只有江氏《集注》徑取朱子“逐篇綱目”原説命名篇目^[26]。

江氏《集注》承繼《綱目》，推尊朱子理學體系，材料上巨細必備，邏輯上層級遞進，這使得江氏《集注》成爲清代《近思録》研究的重要作品，取代了葉采《集解》的主導地位。後世翻引、覆刻、抄寫且流傳至今的江注《近思録》不少於二十七種，足見江氏《集注》的巨大影響^[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