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所引書目共93種，其中經部13種，含注疏共44種，所引書注包括漢魏古注、唐宋注疏，也包括宋代以後的重疏，如程子《易傳》，朱子《本義》，蔡沈《尚書集傳》，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孝經刊誤》等^[14]。由於儒家經書的不同注解代表不同觀點和學術派别，長久以來形成漢學和宋學相互對峙的局面，漢學以漢唐注疏爲代表，宋學以宋元經注爲代表。對於經書，尤其是經文注疏的引用，可以窺觀學者取徑。以下依經書次第考察江氏引書，及其對漢宋學術的態度，以及這種引書趨勢和當時學風的關係^[15]。

《周易》。《周易》爲群經之首，在經書中具有重要地位，其經文中包含很多古老的禮儀，多爲學者利用。鄭玄以禮注詮釋《周易》，可惜其書不存，只能據清人輯佚略窺一斑。《易》學研究歷經象數、義解等所謂“二派六宗”的歷史，至宋代程頤依然保持着義解特色，朱熹則補充了程氏未備的象數，還原其原本卜筮的事實。明清以來，具有濃厚河洛色彩的朱子《本義》被欽定爲官方義解，爲功令所尊。清初李光地奉勑修纂《周易折中》，以程、朱易解爲鵠的，詳加衆説，進行折中。此種背景下，江氏對於《易經》的引用，復以程、朱爲主。

《綱目》引《周易》經注主要有四處，分别爲《天神》“祀天”引《豫·象》，復引《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16]。《朝廷禮》“號令復逆”，引《姤·象》“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17]。《刑辟》“聽斷”，引《豐》《旅》《澤》象傳，注引《本義》^[18]。《樂制》“樂事”，引《豫·象》和《本義》，雖與“祀天”同，但二者側重點不一致，“祀天”側重“殷薦上帝”，“樂事”强調“作樂崇德”^[19]。另外，《卜筮》“筮法”引據《易學啓蒙》關於占卜方法的記載^[20]。這一占卜方法通載於《本義》卷端，是《周易》入門的必備啓蒙。總的來説，《綱目》引《周易》經注數量較少，主要受到《周易》經文比較簡潔的限制，同時也與江氏補充的祭祀、朝廷禮、樂制等禮制比較莊嚴、隆重有關。江永選用程朱義解，一方面是服膺朱子學術的體現，另一方面代表着當時《周易》研究以程朱爲矩矱的局面。

《尚書》。《尚書》記載着上古至殷周的典章制度，是禮書編撰的上選材料。江永對《尚書》的引用，包括《尚書》經文、孔安國《注》、孔穎達《疏》、蔡沈《集傳》，其中蔡沈《集注》依朱子旨趣，以宋儒“二帝三王心法”爲主旨，爲明清以來功令所遵。此種背景下，江永引據漢、宋兼采，難能可貴。

《綱目》引《尚書》經文多條，如“陳寶器”引《顧命》《康王之誥》《伊訓》喪服、托孤的記載^[21]，“衛兵”引《立政》《顧命》^[22]，“誓禁”引《大禹謨》《甘誓》《湯誓》《泰誓》《牧誓》^[23]，“兵柄”引《甘誓》《胤征》，“職官”引《甘誓》《皋陶謨》等，數量很多，不勝枚舉。

在《尚書》注解的引用方面，江氏一般於經文後附孔安國注，如《百神》“六宗”引《舜典》“禋于六宗”，下附孔注：“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星也古本星下有辰字水旱也，祭亦以攝告。”^[24]同時兼有引蔡沈《集傳》的情况。如《刑辟》“刑制”引《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夏……惟明克允”，下引蔡氏《集傳》“猾，亂。夏，明而大也……大概當略近之”^[25]。覆按原文，江永對《集傳》的引文實爲節引，這是出於編撰簡省的需要。

江永不僅引據《尚書》，還有《尚書大傳》。相傳爲伏生所傳的這本書問題繁多，“其文或説《尚書》，或不説《尚書》……與《經》義在離合之間”，“古訓舊典，往往而在”^[26]。作爲第一部闡釋《尚書》的作品，其中包含着漢代的衆多政治社會材料，爲禮書編撰所取材。《綱目》引《大傳》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直接引用，豐富禮書的材料來源。其二是用作材料補充、校正，保證禮書材料的正確性。如《喪大祭》“卜宅”，江氏先引《書序》“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再引《尚書大傳》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葬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27]，説明了周公葬于畢的緣由。《地示》“祭山川”，江永引《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下附鄭玄注：“視，視其牲器之數”，然後引《尚書大傳》“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且附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作進一步的補充解釋^[28]。《天子諸侯廟享》“祼”引《王制》“諸侯賜圭瓚”條，下附注，又引《尚書大傳》云：“諸侯之有德者三，命以秬鬯，不得賜鬯者，資於天子然後祭。”^[29]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所引《王制》，江氏爲行文需要進行了節略。

江永還利用《尚書大傳》和其他記載比勘，提高應用材料的準確性。如“祀日月”引《尚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某敬拜迎日東郊”作比較，指出“《大戴》禮亦有此辭”^[30]。

《詩經》。《詩經》是名物訓詁的絶好資料，也是禮書編撰的上佳材料。傳統的《詩經》研究，除却《大序》的争論外，重心都在名物制度。《詩經》的衆多訓注，豐富了典制材料的擇選。在衆多訓注中，《毛傳》《鄭箋》《孔疏》，以及朱熹《集傳》最具影響。《綱目》引《詩》很多，包括《詩經》文本、小序，注疏兼用，漢宋兼采，但删削了《孔疏》，更加簡潔。

《綱目》對於《詩經》的引用，其特點有三。一是經文用《毛傳》，注解用《集傳》。如《冠昏記》“天子諸侯昏禮”引《召南·何彼穠矣》，用《毛傳》“美王姬”之説^[31]；“不改嫁”引《柏舟序》，“歸寧”引《泉水序》，均用《毛傳》^[32]。《會同禮》“會同盟約”引《小雅·車攻》，用毛《序》^[33]。《巡禮》引《周頌·時邁》及《般》之《詩序》，亦以毛《序》爲宗，如：“《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34]但注解采用《集傳》，如《柏舟》“泛彼柏舟……不諒人只”，下引朱注：“興也，中河，中於河也。……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35]《車攻》“駕彼四牡”，下注：“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36]均用《集傳》。

二是節引《毛傳》《鄭箋》。如《吊禮》“哀有喪”引《邶風·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采用《鄭箋》。《天神》“祀天”引《大雅·生民》“卬盛於豆”，下注：“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於登，薦大羮也。《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37]，省略了毛《傳》“卬，我”，及鄭《箋》“胡之言何也。……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38]

三是涉及軍禮、通禮制度時引《詩》相證。如《軍禮·武備》引證《鄘風》《大雅·皇矣》《秦風·小戎》有關軍制的記載，論及馬制引《定之方中》采《毛傳》“美衛文公”之説^[39]。“命將出征”引《詩經·六月》《采芑》《江漢》，“田役”引《車攻》序傳，説明先秦軍制情况。在通禮中，“曆數”引《齊風序》，“制國”引《大雅·公劉》《緜》《文王有聲》，“職官”引《商頌·長發》，“政事”引《周頌·臣工》《噫嘻》，“財賦”引《大雅·公劉》《小雅·甫田》，“學制”引《大雅·靈台》《文王有聲》《魯頌·泮水》，“名器”引《曹風·鳲鳩》《大雅·公劉》《小雅·采菽》，“卜筮”引《小雅·無羊》，説明相關制度。這同時説明，儒家經書的逸禮和典制記載，可以爲禮書編撰提供幫助。也説明在清季以前，對於《詩經》闡釋，重點在經學的名物制度，而不是文學藝術上的表現。(www.daowen.com)

對於《詩經》及傳注的引用，展現出《禮書綱目》引書的基本特點：漢宋兼采，不分門户。我們知道，朱子務反《毛序》，在兩者觀點發生衝突時，江永往往注明標出。對於經文的訓釋，他擇善而從，不分軒輊。同時，出於編撰需要，江永節引《毛傳》《鄭箋》，這些措施保證了其禮書編撰能够取得成功。

《論語》《孟子》。《論語》《孟子》中有大量的禮制材料，二書由朱子集注，爲明清制舉所欽定，禮書編纂離不開對《論語》《孟子》材料的引用。在注釋方面，除却朱熹《集注》以外，何晏《論語集解》和趙岐《孟子注》也是禮書編撰的常選對象。江永對於《論語》的引用主要使用朱熹《集注》，這是《綱目》引用《論語》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利用《論語》的禮制記載來校正其他典籍的正誤，備一家之説。

如《冠昏記》“不取同姓”引《論語·述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人必知之”，指出魯、吴同爲姬姓，不能結爲婚姻，昭公此舉不知禮，而孔子知錯即改，令人敬仰。江氏在每條引文附引朱熹《集注》，如《饗食燕記》引《八佾》“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下引《集注》“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40]。江氏節引所取經文，同時省略朱子按語^[41]。《射義》同引《八佾》“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下附朱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争，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42]。”江氏引注省却朱熹所引楊氏注語^[43]。

《綱目》對《孟子》的引用亦復如是。如《士昏禮》“親迎”引《滕文公》“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下注：“女家，夫家也。婦人内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44]江氏此處節引朱子《集注》，省略了朱熹“女家之女，音汝”的音釋，也删去了朱子“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的總結，以及後面的段意概括^[45]。《巡守》引《梁惠王》“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下附朱注：“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46]《喪禮義》全引《孟子·滕文公上》論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的材料，也全引朱熹《集注》，包括朱子所引林氏注解^[47]。這種全引的情况非常少見。江氏所引《孟子》原意有時，并非所願，則截取其需。如《鐘律義》引《離婁上》“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48]，孟子意在説明“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道理，并非爲樂律考證。

江永一尊朱注，有着現實考慮。由《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構成的四書，在明清時的影響已經超過五經，朱子《集注》也成爲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在這樣的背景下，《綱目》對於《通禮·學制》的編撰，采取《大學》《中庸》存目的方式，明確表示“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49]。

江永對《論語》《孟子》的引據還有一種情形，將對其他注解的引用排陳於材料中，用作對校，帶有考證的意味。如《補服》“補吊服加麻”引《喪服·記》“朋友麻”，下附鄭玄注：“《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吊何朝服之有乎？”^[50]“補吊服”章引《春官·司服》經文“凡吊事，弁絰服”，下引鄭玄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吊。’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吊服。”^[51]鄭玄用《論語》引證自己的闡釋，且加比照，江氏的摘引，表示認同鄭玄的做法。類似例子還有《喪大記·下》對《春官·大祝》的引據^[52]。

《綱目》引《孟子》作校勘，亦如《論語》的引據。如《士昏禮》“婦至”引本經“御衽於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下附鄭玄注：“衽，卧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覸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53]《兵制》“衛兵”，江永指出《書序》“虎賁三百人”，《孟子》作“虎賁三千人”。^[54]《朝廷禮》“師保”，江氏引《尚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節引蔡沈《書經集傳》，其中包括《孟子》，“遒人，司令之官。……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55]

江氏轉録注疏的節引亦涉及《論語》《孟子》，文多不具述。儘管江氏禮書對《論語》《孟子》相關注疏的引用屬於轉引，但亦代表江氏的學術態度，應視爲其對《語》《孟》略帶考證性的評判。

《孝經》。《孝經》在十三經中篇幅最短，“其在經學上論難之繁，亦不亞於他經。”^[56]江永將《孝經》置於曲禮，其引據主要據朱熹《孝經刊誤》分經一章，傳四十章，注解上一仍李隆基注，段末以“按語”的形式列出朱子意見。

江永據朱子《刊誤》分“仲尼居，曾子侍”至“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爲“經”^[57]，自此以下分“子曰”共十四章爲“傳”，分論“至德以順天下”“要道”“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始於事親及不敢毁傷”“不孝之禍”“事君”“天子之孝”“立身揚名及士之孝”“閨門之内孝道”，最後兩章，朱子以爲“不解經而别發一義”^[58]。

《綱目》在每“傳”之下附李隆基注。如“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江永節引李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和睦無怨。”^[59]但注明舊本和朱子《刊誤》的不同及章旨。如首章注云：“舊本第十三章。朱子曰：此一節解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60]江永對《孝經》采取轉引的形式，如《喪大記·上》“筮宅”引本經“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無有後艱”，下據鄭玄注轉引《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61]此類孔多，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