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禮書的編撰，正文的引據以《三禮》和《三傳》爲主。《三禮》是禮學研究的正宗，江永對這些材料的處理，是宗法朱子，以《儀禮》爲經，《禮記》附記，以此編撰禮書。具體來説，《綱目》仿效朱子，在每種禮儀後附記，作爲該禮儀的闡發。如《士冠禮》附《冠義》，《士昏禮》附《昏義》，《燕禮》附《燕義》。這些“義”大多存於今本《禮記》，若《禮記》所無，則以相關資料補輯，如《公食大夫禮》後附劉敞所補《公食大夫義》。《諸侯相朝禮》附《諸侯相朝義》，輯編自《大戴禮記》。朱子還把《儀禮》本經記附至經文相關各處，如《士冠禮》“戒賓”後附“戒辭”，“宿賓”後附語辭，“三加”及“子冠者”後均附本經記字辭^[9]。江永一一承繼，如《綱目·士冠禮》“戒賓”承朱子《通解》附本經記“戒辭”，并注明“諸辭本總見經後，舊例悉分附本章之左，以從簡便，今仍之”^[10]。江永去掉了朱熹的釋文、訓詁，也删削了孔穎達、賈公彦的疏解，只在較爲重要的地方以“按語”形式加以説明。

值得注意的是，《通解》和《綱目》對於《周禮》的引據不盡一致。《通解》以家、鄉、邦國、王朝爲範圍來劃分禮儀，有着修、齊、治、平的理學旨趣，但將喪、祭禮附於王朝禮之後，有畫蛇添足的嫌疑，加上學禮置於家、鄉與邦國、王朝禮之間，前後體例不一。江永回歸《周禮》五禮體系，表現在篇目的分類上，即在今本《儀禮》十五種儀禮之外，另設軍禮、通禮，進行典制考證，體現出宗主《周禮》的傾向。在具體的章節分段中，亦以《周禮》爲“經”，《禮記》和附引材料爲“傳”，其中“經文”甚至細分到《周禮》相應職官，如《軍禮·田役》“概論”引《春官·大宗伯》《天官·小宰》《宰夫》，《秋官·士師》職官爲“經”^[11]。江永極爲自信地表示其書“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12]。

江永放弃朱子禮書的理學體系，轉向《周禮》五禮係統，這與清代學風的轉變一致。我們知道，清代理學由官方刻意提倡，但影響不及民間漸興的考證學術，理學向漢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趨勢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儀禮》研究宗主敖繼公《儀禮集説》，《禮記》研究一遵陳澔《禮記集説》，但江永禮書未有涉及二書，這與該書以《通解》爲基礎進行增訂有關，《綱目》沿襲《通解》對於鄭、孔、賈注疏的引用，其中多引“朱子曰”便是明證。(www.daowen.com)

《春秋》字句短少，但經由三《傳》的補充，呈現出先秦時期的衆多社會史料，其中以《左傳》包含的禮制最多。《左傳》常以“禮也”“非禮也”的論斷代替經義的判定，《公羊》《穀梁》對於義理的闡發，有助於幫我們理解《春秋》經文的旨趣，包括禮制情况。《春秋》三傳是絶好的禮書編撰材料，朱熹、江永的禮書引據它。相校朱子禮書，《綱目》對三《傳》的使用更嚴謹，節略更多。

《綱目》往往排陳《春秋》三《傳》，統一經文年月，節引漢唐注疏。以《冠昏記》“天子諸侯昏禮”爲例，《綱目》引《春秋》三傳多條，先引《左傳》“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繼之《公羊》《穀梁》；接着引《公羊傳·桓九年》關於經文“紀季姜歸於京師”的解釋，和《穀梁》的説法；續引“周靈王求后於齊，齊侯據晏桓子引先王禮辭而許昏”“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公子遂如齊納幣”等例子，統一經文年月。在節引和改寫方面，最著者如《曆數》“治曆”章，江永改《左傳·昭十七年》冗長原文爲“少暤氏以鳥名官”^[13]。這種統一經文年月和節引的做法，爲禮書的簡潔編撰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