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書綱目》初名《存羊編》，繼名《增訂儀禮經傳》，主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進行增訂。其書承繼朱子宗法《儀禮》，采用黄氏較有倫次的編撰方法，删削疏解，大獲成功。儘管江氏對朱子禮書的增訂删削了釋文、訓詁，也去掉了朱子所節略的孔、賈疏解，甚至節略掉朱子的多數案語，但在關鍵禮學問題的編撰上，還是以“朱子曰”的形式加以適當保留。這種“朱子曰”的遵朱形式，不僅包括有關《大戴禮記》《月令》《孔子家語》等的校勘，還包括遵從朱子對經注文本的遷移，以及朱熹的一些考證結論的贊引。下面分述之。

對朱熹考證結論的支持，江永在對《大戴禮記》《月令》《家語》等的校勘中就已表明其態度。此外，江永在許多禮儀分節處，或者引文末尾，常以案語形式對朱子結論表示支持，或直書“今從之”。如《冠昏記》“天子諸侯冠禮”章，江氏引《家語·冠頌》“親賢而任能”章後，直接引朱子曰：“衮，天子之盛服，衮職謂天子之職業也，是字本闕，今補，或曰當作一心。”^[34]《鄉飲酒禮》“獻賓”章，江氏引本經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同時以案語的形式注明，“印本胳上有肫字，朱子據音疏删去，今從之。”^[35]《鄉射禮》“取矢”章附《記》“楅髤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江永注：“奉”本作“拳”，朱子正作“奉”，今從之^[36]。

有時江氏對朱子并不表示“從之”，而是直接羅列其觀點，暗許支持。如《天神》“祀天”章，江氏引《詩序》“噫嘻，春夏祈谷於上帝也，朱子曰：序誤。”^[37]江氏引據朱子意見的陳列，代表着默許。卷三十五《天神》“祀星辰”章，江氏經文引《左傳·昭元年》：“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同時按：“《通典》云：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秋分日享壽星于南郊，此皆不見於經典，又《絲衣》詩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謂高子尤誤，今附載於此。”^[38]《綱目》卷六十《内治》“慎始”章引《大戴禮》：“《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繁成。朱子曰：四字未詳，恐有闕誤。賈誼《新書》無‘誠繁’二字。”^[39]這表示江氏變相承認對“素誠繁成”持有异議。

江永對朱子的遵從，還表現在對禮書文本段落的劃分，以及對朱子學術的認同。《綱目》“分經附記”的編例源於《通解》，其文本分合亦如是。如《燕義》經文的劃分，江氏明確表示“古者（即《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以下本在篇首，今依《通解》移置篇末。”^[40]而對《孝經》文本的使用，江永全依朱子《孝經刊誤》。他説：“右經一章，舊本今文分作六章，古文作七章。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曾子問荅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41]江永對朱熹學術體系，尤其是理學體系的認同，體現在對《學記》《曲禮》等文本中朱熹注解的引用，如“朱子曰：注疏振動奇拜褒拜之義，未詳是否”，“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朱子曰：注疏以舒字絶句，陸佃曰：容彌蹙同唯武則舒然，則讀武字絶句矣，其説近是。”^[42]而在《大學》《中庸》的注解上，江氏便僅存其目，這使得《綱目》避免了一般禮書編撰引據注疏的繁複弊病。

江氏禮書以《通解》爲主進行增訂。在朱子親定的三十七卷成書中，不僅缺少《喪》《祭》二禮，且親筆刊削的家、鄉、學、邦國禮中，亦有《書數》闕而未補。另外《大射禮》《聘禮》等八篇未脱稿，又有名曰《集傳集注》的未暇删改之王朝禮十四卷。江氏禮書編撰需要進行補缺處理。江永選擇以《周禮》五禮體系進行編撰，旁收窮集經傳史集，成書内容完整，且不乏考證特色。

先説冠昏禮。江氏對諸侯冠禮所作資料補充，其間不僅有字句校勘，文本考證，而且内含取捨態度。如《天子諸侯冠禮》，江氏首引《禮記·玉藻》有關天子、諸侯冠禮的記載，同時采用《大戴禮·公冠》文本對冠禮過程進行清理，且用《孔子家語·冠頌》相關部分作訂正。所附《記》中亦用《冠頌》“孔子答懿子問天子諸侯之冠”，詳細説明了天子諸侯冠禮從無到有的歷史^[43]。(www.daowen.com)

這種取捨態度還見於資料排陳。如“天子諸侯昏禮”，江永引《禮記·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即使不作説明，排陳所含天子、公侯在婚姻家室問題上的區别非常明顯。在所附之《記》中，江氏全采《春秋》經傳材料，并按照《左傳》《公羊》《穀梁》三傳及其古注排序^[44]。這種排陳包含着禮學考證的資料準備。

軍禮考證。江氏對於軍禮的補充具有學術原創性，而且考證精核。他通過排比材料，將軍制的起源、發展、内容分梳得十分清楚。他認爲軍制是沿着“邱井之法”而來，但又不敢確信，因此使用了推測語氣的“蓋”字，表現其嚴謹的考證態度。同時，江氏利用《春秋》《國語》中的相關材料，將齊、晋、楚、鄭、吴、越等國的兵制詳細分呈，我們據此知曉各國兵制大體情况。江永軍禮的部分考證，表現出他對於朱熹的尊崇。如本章引《公劉》“其軍三單”條，其中關於“三單”的解釋，毛《傳》説：“三單，相襲也。”箋云：“邰，後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45]鄭玄的解釋很清楚，但朱熹不信鄭説。江永此處并不取鄭説，而選擇朱熹的“未詳”^[46]。

曆算的增訂和校正。朱熹將“曆法”放入王朝禮，次於“覲禮”後，江永在朱子禮書基礎上，對引文時有節略，并進行了校對。如《治曆》篇首引《史記·五帝本紀》及三家注，與《大戴禮記》對校。江永指出，其中“旁羅日月星辰”，《大戴禮記》“旁羅”作“曆離”，且按文意需要對本文作了節引^[47]。又“治曆”章，經文引《左傳·昭十七年》，原文爲：“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江氏按照文意需要改成“少暤氏以鳥名官”，後接分司四職之官^[48]。江氏的節引不遺餘力收集材料，其中《占候》章引《周禮》《左傳》相關材料最多，計引《左傳》二十一條等史料，巨細必備，幾無遺漏，爲後來研究準備了材料，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補輯樂書及其考證。江永據朱子禮書，在《鐘律》前補輯了《樂制》，進行了資料增删。而對《鐘律》的增補，朱子禮書將鄭玄之説，司馬遷的相關記載，以及其他人的説法以表格形式加以展現。江永則去掉朱熹“律吕相生圖”，將鄭玄的樂律觀念和朱子、蔡元定的樂律説法相對照，以文字的形式加以排陳，并間下案語。江永主以《漢書·律曆志》《春官·大師》《月令》《史記·律書》《通典》，《國語》及韋昭注、《律吕新書》等材料，分成“造律”“十二律長圍徑之數”“黄鐘十一律之實”等十五部分，較《通解》分類更細亦更完備^[49]。江永用文字代替圖像减輕了編撰的難度，也使得論述可以更爲深入。他同時利用《管子·地員》《孟子》《續後漢志》等資料增補《鐘律義》，使得《鐘律》的編撰和全書編例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江永將《樂記》放作結尾，闡釋“樂”的意義。一方面，這是例行以經傳方式貫穿全書的處理。另一方面，江氏將《樂記》放本書後，而不理會朱熹放至《樂制》之後的做法，表徵他對《樂記》的重視^[50]。他將朱熹王朝禮中的“樂制”獨立出來，以《樂記》爲主進行增補，使他“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51]的夙願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