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流行宇内的《朱子家禮》在文本和實踐方面遭遇困境。它在實行中出現違情問題，以及本身真僞存在争議。所以，清代以來的學術反思，學者傾向於據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進行禮書編撰，以資考核。江永《禮書綱目》是這一背景的産物。江永禮書的編撰，實際上是對於《儀禮經傳通解》的續編和改編。本書主要解决的問題，一是統繁，解决朱子禮書繁難的弊病，尤其是黄榦、楊復主編的喪、祭禮部分。一是補缺，輯補朱子禮書的未備，尤其是“樂”的部分，以成完書。他采取的體例，主要是追隨朱熹，進行“分章别句”和“分經附記”。

“分章别句”是傳統文獻研究的常用方法，即對經文進行句讀，漸至段落劃分，朱熹主要用此解决《儀禮》文本的繁難問題，恢復《儀禮》在禮學研究中的宗主地位。“分經附記”主要將《禮記》及相關材料附記《儀禮》，凸顯《儀禮》的正經地位，同時完善禮書材料的收集和整理^[5]。

這種“分經附記”的編撰，是在每一禮儀的正文和附録部分劃分出經傳關係。如該種禮儀爲今本《儀禮》所有，便附原文爲經，與後面對該禮儀的闡釋之間形成類似經傳關係。如《冠義》附《士冠禮》後，《昏義》附《士昏禮》後。這種經傳風格亦體現在今本《禮記》闕略的禮義中，如今本《禮記》并無《公食大夫義》，江永接受朱子做法，采附劉敞《公食大夫義》，形成類似經傳關係^[6]。如該種禮儀爲《儀禮》所無，則以《周禮》《禮記》所載材料附麗爲經，後附史傳材料，形成類似經傳關係。如江永將《禮記》記載之《投壺禮》獨立爲經^[7]。江氏所補典制，如一些爲今本《儀禮》《禮記》俱無，如通禮部分的《制國》《職官》，則取《周禮》記載，附麗爲經，其經史諸子材料爲傳。

江氏禮書編撰的“分章别句”和“分經附記”，體現着擬選主題與材料間類似經傳的關係。這種關係包含着禮學考據的萌芽。如《綱目》對於軍禮的整理，江永在擁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以“以上某國軍制”予以明確總結，然後排列各國軍制^[8]。儘管他没有明確地表示結論，但史料鋪陳背後暗含的軍制考證意圖非常明顯。在祭禮部分，江氏附麗的資料不僅涵蓋私人祭祀規範，也包括國家、社會祭祀。這些相關材料的收集，爲江氏後期禮學考證提供了基礎和保障。(www.daowen.com)

儘管江永“分章别句”和“分經附記”的編撰體例，在形式上較爲粗糙，有時僅爲材料的排比，如《冠昏記》“天子諸侯大夫昏禮”章，江氏引《左傳·成九年》“晋人來媵，禮也”，附注“同姓故”，然後又指出“明年齊人來媵，注：异性來媵，非禮也”^[9]。這種史料排陳所構建的簡單考據，既不能和乾嘉學者的專門考據相較，也無法和江氏後期禮學考證比肩，但由於編撰體例中主題和材料間的詮釋關係，它萌發着禮學考證的雛形。

這種考據形式的影響不宜高估，經文下的小字注釋是古代學者書著的常見形式。但江永本書編撰學源朱子，朱子《通解》每篇首列經文，下附音韵、訓詁，再引鄭注、賈疏，并諸儒之説斷以己意。這種做法使得清季主張漢宋調和的陳澧以爲“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10]，至少有着形式上的證據。由於江永本書對朱子禮書進行了大量删削，這使得江著的考據，在形式上比朱子禮書更加突出，因此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