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書編撰講究體系構建和材料排陳。江永《禮書綱目》在朱子《通解》的基礎上進行增訂，完成了對朱子禮學體系的重塑，即由朱子“内聖外王”的理學體系，向《周禮》吉、凶、軍、賓、嘉的古禮體系轉變。在這一體系的構建工作完成後，其剩餘的首要工作便是對所需禮學材料的甄别、裁選和使用。由於古書轉钞流傳日久，發生“魯魚豕亥”的錯誤不可避免。爲保證所編禮書“藉古禮以資考核”目的的實現，需要對入選材料進行甄别，尤其是那些在流傳過程中發生殘缺、與傳統記載相近却略异，且有衆多版本行世的古書，如《大戴禮記》《月令》《孔子家語》等。對這些書籍相關入選材料進行校勘，是禮書編撰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所編禮書的學術價值和編撰成敗。本文試以《大戴禮記》爲中心，附以《孔子家語》《月令》，管窺江永禮書編撰的校勘成就。

現存《大戴禮記》共十三卷三十九篇，其所保存的先秦至漢代禮學資料，是研究儒家禮樂文化的重要文獻，也是校勘存世儒家經典的有力證據，因而受到學者廣泛歡迎。朱熹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朱子認爲“《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又“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采摘來做《禮記》了”，但堅持“然尚有零碎好處在”^[1]。其好處之一便是可用作編撰禮書的材料。這與朱熹的禮書編撰思想有關。朱子認爲禮書編撰應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2]。《大戴禮記》便是所謂“經史雜書”之一。在朱子禮書的前期設計中，他和門人商討有關《儀禮附記》編纂事宜，便提出：“《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3]而在最後的成書中，《通解》較完整地選用了《大戴禮記》中《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踐阼》《明堂》《投壺》《公冠》七篇，其間或用《大戴禮記》原本或用他本，或整篇引用或割裂截取，或有注或無注，或全用盧注或自作注，進行了整理^[4]。其後，黄榦《通解續》引用了《大戴禮記》之《諸侯遷廟》和《諸侯釁廟》，但全依盧注。楊簡、吴澄也都措意過《大戴禮記》研究^[5]。但這些只是序幕。《大戴禮記》的研究在清代達到全盛，戴震、盧文弨對錯誤百出的《大戴禮》經文進行了校勘，孔廣森、王聘珍對單傳的盧注進行了增補，但江永對《大戴禮記》的校勘成績却常常被忽略。(www.daowen.com)

江永《大戴禮記》校勘見存於《禮書綱目》，主要對《公冠》《投壺》《保傅》《夏小正》等四篇進行校勘。相較朱子禮書，江氏不僅對經文進行了校勘，亦對注釋進行了校理，還補校了朱子未備之處。兹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