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既是理學大家，也是禮學名家，他少時就傅，由楊由義親授司馬光《雜儀》，年輕時萌發考訂諸家祭禮的興味，成爲他禮學研究的起點。他曾自撰《家禮》，對删削有限而難以普及的司馬氏《書儀》進行增訂，在明清時風靡宇内。他晚年又主持編撰《儀禮經傳通解》，此書同樣在明清風靡。此外，留存於朱門弟子所輯纂的《語類》和《文集》中亦存很多有關考禮、編禮的内容。清代李光地曾以類纂集，分爲“總論”“冠昏”“喪”“祭”“雜儀”五目，成《朱子禮纂》五卷，於學禮者頗爲有功。朱子鍾情於編撰禮書，有着鮮明的時代背景。

朱子的禮書編撰是唐宋間禮下庶民運動的産物。衆所周知，禮以時爲大。由於今本《儀禮》主要是關於士禮，隨着社會文化的變遷，損益工作不得不進行。漢代叔孫通通過增删秦律制定漢禮，讓流氓出身的劉邦感受到作爲天子的威嚴。後漢曹褒也據叔孫通所制之禮損益，雜五經讖記之文，成天子及士庶人禮百五十篇，可惜不僅没能實行，還受到彈奏，漢禮遂不行^[4]。魏晋南朝有關喪服的書籍特出，《隋書·經籍志》記載的136部1622卷禮學著述中，《儀禮》注釋的書籍幾乎闕如，全爲“喪服”替代。從隋唐開始，隨着國家的統一和對禮制的需求，大型禮書的編撰成爲可能，現存《大唐開元禮》即編於此時。同時，隋、唐以來科舉制度的實行，士人向上的流動性增加，門閥制度瓦解，士庶通禮等普及型禮書需求增加，“宋徽宗時頒定的《政和五禮新儀》，開始出現了《唐開元禮》中没有的士庶禮儀，即‘庶人冠儀’‘庶人婚儀’‘庶人喪儀’，成爲‘禮下庶人’的一大轉折。”^[5]但士庶通禮受到佛道禮儀的浸染，禮書編撰回歸儒家傳統成爲一種普遍趨勢^[6]。歐陽修、王安石偏向於以《周禮》爲中心重建禮制，司馬光、二程主張以《儀禮》爲主進行禮書編撰，後者的路徑被朱子用於禮書的編撰中，著成《家禮》《儀禮經傳通解》兩部劃時代作品。

同時，《儀禮》研究的衰落，竟至出現附會、杜撰風氣的盛行，促使朱熹决宗法《儀禮》，編撰禮書。《儀禮》在《三禮》中原本具有正經地位，但到了唐代修纂諸經正義，原本爲《儀禮》附庸的《禮記》成爲《五經正義》之一。此外，唐代科舉取士，以經書字數多少分大、中、小經，字數的多少與難易程度决定本經習讀的盛衰，九經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殆絶^[7]。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依王安石意見罷廢《儀禮》，致使《儀禮》研究遂歇，盛行附會和杜撰。朱熹曾批評陆佃解説禮時不以節文度數爲據而“先求其義”，失去了“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并存”的基本要求，所求之義流於空疏^[8]。當時禮學家林粟和朱熹進行過對《西銘》禮制問題的争論，林粟專研禮學，但不解宗子和嫡長子的關係，將其中“君者，吾父母宗子”理解錯位，造成君子“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鬧出笑話^[9]。劉敞在長安偶得周敦，其中刻云“弡中”，遂以爲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爲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録》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10]。可見當時説禮無所據而杜撰者衆，主要原因在於王安石罷廢《儀禮》所致。朱子主張“孫爲人君，爲祖承重”，但缺少文獻證據，結果遍查《儀禮》疏未得，遂生感歎，“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11]《儀禮》作爲正經，其研究的荒廢和附會、杜撰風氣的盛行，使朱熹感到憤恨。他在上書修禮書的札子中批評王安石，以爲：“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弃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虚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12]

朱子的禮書編撰有着現實需求。宋代的濮議事件，以及朱子在政治生活中論及禮制時所遭受的困境，使得他决心研究《儀禮》。濮议发生於北宋英宗時，是一場當朝文人士大夫深度捲入，包括學術争論和政治鬥争的議禮事件^[13]。仁宗無嗣，生前指定後來的英宗繼嗣，但英宗繼承大統後，對於祭祀生父濮安懿王應該如何稱呼的問題，朝中以司马光爲代表主張尊稱“皇伯父”，欧陽修爲代表主張尊親稱“皇考”。這場争論凸顯了當時《儀禮》研究的缺失，這種缺失在朱熹自己的禮學實踐上體現得更加明顯。紹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禪，寧宗即位，冬十月，朱熹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14]，其主張儘管“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他反思自己“講學不熟之咎”，未熟讀《儀禮》所致^[15]。這一年朱熹上《祧廟議狀》，提出自己的祧廟方案設計。北宋王室在廟制問題的安排上混亂不堪，特别是孝宗死後，誰爲始祖，如何祧遷祖先牌位，如何安排廟室昭穆實行禘祫之禮，成爲一個涉及禮制和政治的敏感話題。孝宗祔廟重新引發了關於太廟之制的討論，在朝臣中間掀起了紛争。有宋以來争執不熄的禮制困境，讓後來朱熹在編撰禮書的過程中特别留意有關廟制、禘祫、郊社等問題^[16]。現實中禮書編纂的需要，《儀禮》研究附會風氣的盛行，朱子自身禮制實踐遭受的困境，促使他决心宗法《儀禮》編撰禮書，最終編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

據白壽彝的考證，朱熹先後進行了五次較大的體系調整，才形成了今本《儀禮經傳通解》的體系和内容^[17]。白氏稱朱熹的五次調整爲“五次設計”^[18]。朱子對於本書的設計和編撰有過長時間縝密的思考，它凝聚着朱熹學術的結晶。(www.daowen.com)

本書編撰包括正文、注解以及參校，由弟子和朋友進行最初的編纂，朱子進行統籌。參編人員包括應仁仲、趙恭父、黄直卿、趙致道、吕子約、劉用之、劉履之、廖子晦、潘恭叔等，其中黄直卿就是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和高弟。另外還有余正甫，他是當時的禮學名家，但編撰理念上和朱熹有分歧。余氏將《國語》放入禮書編撰中，引起朱熹的不滿。朱子最爲重視三禮的材料，三禮中又重《儀禮》，次《周禮》《禮記》，最後才是古書古籍^[19]。一般認爲，《喪禮》和《祭禮》爲朱子囑托黄榦進行編撰，應被排除在《通解》體系之外，但白壽彝對朱熹去世前有關《通解》剩餘部分的編撰進行了推測，認爲《喪禮》《祭禮》在朱熹在世時已在進行編撰，死後成于黄榦之手，但當時編輯不限於黄榦一人。白氏考証朱子亦曾委托吕祖儉編撰《祭禮》，吕氏將《祭禮》放在《喪禮》前，但由於論事外貶身亡而止。此外，吴必大和李如圭也參與過《祭禮》的編撰。《喪禮》的編撰情况較《祭禮》更好，朱子在世時，《喪禮》的成熟度較《祭禮》高。《通解》在朱熹死後二十年具稿，最終《喪禮》沿襲者八篇，改定者兩篇，其變更較之《祭禮》還要小些^[20]。朱熹指導了喪、祭二禮的編撰，設計了基本框架，準備了部分材料，給黄、楊的工作提供了指南。但如果没有黄榦、楊復的努力，朱子的設計永遠只是藍圖。黄榦在編定喪、祭禮中所設定的體例，被後來重訂朱熹此書的清代學者所推崇，楊復也在編纂祭禮時有着巨大的學術發現^[21]。

朱熹慶元六年（1200）過世時，《通解》并未完成，在嘉定十年（1217）南康道院的刊刻本中，只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共三十七卷，《喪禮》和《祭禮》并未成型。在三十七卷中只有前二十三卷經過審訂，是爲《通解》，另十四卷未通過審訂者爲《集傳集注》。後來黄榦秉承朱熹的遺願繼續編《喪禮》和《祭禮》，在嘉定十三年（1220）《喪禮》完成後不久就過世了，剩下的《祭禮》由楊復繼續完成，這便是所謂《儀禮經傳通解續》，簡稱《續通解》。

《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的編撰實際上由朱子發凡起例，由朱門弟子及友朋參加編撰，最後由朱熹筆削整理。從成書的最後情况來看，由朱熹所親定和認可的部分只有《通解》，剩下的《集傳集注》未來得及整理，黄榦、楊復所編《續通解》未能完全融入朱熹此書内聖外王的理學途徑。本質上，《儀禮經傳通解》是一部未成之作，這也導致了清代以來大批學者争相重訂此書，江永是其中之一。他認爲《通解》“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黄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於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瞻，而編類亦有未精者”，最後他以“朱子爲宗，式法黄氏”，成《禮書綱目》一書，卒終朱子未竟之緒^[22]。

《禮書綱目》作爲江永最大的禮學著述，是在朱子《通解》的基礎上增訂而成，意在回歸《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體系，附益《通禮》《曲禮》及《樂》，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綱目》的編撰以朱子爲宗，確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的體系設計，在方法上又多有創新，主要以“統繁”和“補缺”爲原則，通過對《通解》的增删隱括，最終實現了禮書編撰者追求綱舉目張和禮樂合璧的夙願，在禮學編撰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江永此書仍是一部未成之作，主要是對於“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説”的缺略^[23]，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於個人精力的限制，也正是由於這一限制，使得本書的編撰在體系上更加完整，成爲朱子《通解》之後的又一禮學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