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江氏《年譜》介紹，他“庭受父訓，日記數千言，父奇其敏，以遠大之器期之。因以《十三經注疏》口授先生。自是精心數十年，融會貫通，以著述爲己任”。這爲江氏後來的學術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但真正吸引江永走上禮學研究道路的却是明代的丘濬。據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江永“少就外傅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見丘濬《大學衍義補》，内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15]。丘濬是明代著名的禮學研習者，他早年據朱子《家禮》作《家禮儀節》，晚年又仿朱子《通解》，對真德秀《大學衍義》進行擴充和增補，撰成《大學衍義補》一書。江永學習丘濬著作，由此溯源《周禮》，這爲他的禮學研究提供了契機。

但促使江氏賡續朱子禮書的直接原因，還是朱子禮書未成的現實和結構、體例上的矛盾。江永自叙説：“某自弱冠後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疑其未備，即有重編之志。”^[16]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記載江永覆書汪紱，云：“自少即求《儀禮經傳通解》，反復切究之。讀之既久，覺其中猶有搜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及門人書，多拳拳於禮。慶元庚申三月九日，爲易簀前一日，猶作書與黄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爲屬。其注意於《禮經》如此。竊不自揆，更欲爲之增損櫽括，以卒朱子之志。”^[17]

江氏《禮書綱目》的編撰同時受到周遭友朋的砥礪，如與江永共同編撰《三禮約編》的汪基亦有志於此。江奚源《三禮約編序》云：“吾友敬堂先生，潜心經學，蓋已有年，其於《三禮》之書，倍加研析，每欲紹子朱子、黄勉齋修《儀禮通傳經解》之意，裒作《三禮全書》，爲學者發聾警瞶。”^[18]不難理解，以朱子的學術地位，受人尊敬的榮譽，以及朱子禮書未成的遺憾，而黄氏、楊氏續補的著述中又有許多不當之處，包括編撰的體例和選用的材料等，與朱子的初衷有間。所以明清以來，有志賡續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學者衆多，其中包括清代梁萬方、盛世佐等。但禮書編撰非常困難，梁氏《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雖然名爲“重刊”，實則改修，反不及朱子原書，遭到四庫館臣的批評^[19]。盛世佐《儀禮集編》批評“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蓋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一依鄭氏之舊”^[20]。但其禮書的編撰仍然不脱朱子藍本，落入繁複的窠臼，這也側面説明重編朱子禮書的艱難。

事實上，江氏《禮書綱目》的成書也確實艱難。康熙六十年（1721），四十一歲的江永在婺城汪勳處謀得館職，授徒於西郊宜園。該年九月，《禮書綱目》編撰告竣。儘管江氏此書成書在汪家，但其構思和材料準備及初始寫作却在結識汪勳前，正式的寫作時間大概在康熙五十年（1711）江父去世之後。

江氏自叙本書自弱冠以來便在日積月累的編訂之中，“先屬草本，後又增損改易，録入古注或附己説。”^[21]但從江氏《年譜》的記載來看，他二十一歲考取秀才，又結婚生子，不僅家庭壓力陡增，而且在嚴父的監督下學習時文以取功名，根本無暇著述。至康熙五十年江期去世，之後他又考取了廩膳生，才稍微改善了冏境。隨着他參編汪基主撰的《三禮約編》，經濟條件得到改善，他才有餘暇從事著述。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升朱子配祀，明確對於程朱理學的支持，而國家欽定諸經中禮書未成的現狀，客觀上對禮書的編撰起到催化作用。(www.daowen.com)

從江永自叙其成書經過來看，書凡三易稿，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稿始易今名爲《禮書綱目》，過程艱辛，且屢加斟酌而成。康熙六十年（1721），剛過不惑之年的江永編撰完成《禮書綱目》一書。

本書《序言》説明了江氏編撰此書的緣由。首先，《三禮》皆有不足處，加上可資利用的散軼在經史諸書中的禮學材料，使得重編禮書變得可能。其次，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存在的諸多問題，如：“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黄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於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瞻，而編類亦有未精者。”如斯種種，使得重編朱子《通解》變得必要。最後，江永根據自己的旨趣和體例，“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黄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檃括，以成此編。”^[22]

不過，此書在江氏心目中仍是未成之書。按照江氏計劃，他“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23]。所以，本書一直在增訂中，這從《禮書綱目》一書的取名中可窺觀其徑。在江氏康熙六十年（1721）成書之前，本書便三易書名，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最後定名《禮書綱目》。《存羊編》，取《論語》“愛禮存羊”之意，表明江永當時只欲撰一種適用的禮書。但他在編撰中參閲《儀禮》及朱子《通解》，并有意在《儀禮》框架下進行增訂，所以改名《增訂儀禮經傳》。最後的成書并不符合江氏意願，他欲增加注釋及相關材料，所以將本書改名《綱目》，意在進行增訂。在這之後，江氏仍在不斷更易書名。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三次提及江永本書，均稱《禮經綱目》，如他叙述本書的學術成就，提及“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稿而後定”^[24]，其所列舉江氏遺書及向秦蕙田介紹此書，亦稱《禮經綱目》。江氏晚年所定《禮記訓義擇言》，言將《禮記·檀弓》“叔嫂之無服也”條附《禮經綱目》“小功”章之後，亦可證江氏確有改换書名之意^[25]。受到戴震這一記載的影響，有關江氏傳記的記載，無論是私修的碑傳墓志，還是官修的史書，均稱江氏本書爲《禮經綱目》。江氏將《禮書綱目》改成《禮經綱目》，表示他認爲禮書的編撰必須植根於經典，同時也説明其書并非爲禮用，而是資考核。大概由於江氏此書在乾隆初年被三禮館徵集時書名《禮書綱目》，因此無論此書的抄本及刊刻，均以《禮書綱目》命名，未再更改。